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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学生掌握了一定的英语知识、具备了一定的学习方法,因此,只要教师引导得当,他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学获得知识、提高能力。而认知心理学理论恰好在这方面为教师提供了科学的指导。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自主学习中心理学理论的重要性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学习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学习,既包括人类学习,也包括动物学习。广义学习是指个体在活动中通过经验引起的行为或心理的相对持久变化的过程。狭义的学习仅指学生的学习。教育学的“学习”是指人和动物在生活过程中通过获得经验而产生的行为或行为潜能的相对持久的适应性变化。心理学的“学习”是指学习者因实践经验而引起的行为、能力和心理倾向的比较持久的变化。
“自主学习”在中国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学习论领域研究的新成果;另一方面,对当前中国整个教育教学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者针对这些子过程开发出了比较成熟的教学干预技术。操作主义强调外部环境对自主学习的制约作用,关注学习行为与环境之间的功能关系。
人本主义自主学习理论可以追溯到罗杰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和学习思想。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对自主学习的内在心理机制做了系统深入的分析。他们认为,自主学习是个体自我系统发展的必然结果,自主学习受自我系统的结构和过程的制约。自我系统的结构包含自我概念、自我价值、自我意向等成分。其中,自我概念是影响自主学习的最为重要的因素、所谓自我概念是指个体对自己的信念,实现或改善自我概念是学生自主学习的重要动机。影响学习者自我概念包括知识、能力、技能的认识以及控制动机、认知情感的能力。影响自主学习的资助过程包括计划、设置目标、选择学习策略、自我监控和自我评价等,这些自我过程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自主学习的质量。自主学习一般遵循三个步骤:设置目标,制定计划和选择学习策略,行为执行和评价。
人本本主义自主学习理论强调教学以教会学习为主,他们既把自主学习能力的获得作为学习的目标,又把自主学习作为学习的手段。在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措施中,强调分组教学,建立自由度很大的学习小组,学生自由结合,共同学习,互帮互学。
言语的自我指导论是著名心理学家、维列鲁学派主要人物维果茨基和鲁利亚提出和发展起来的。这一理论认为,自主学习本质上是一种言语的自我指导过程,是个体利用内部言语主动调节自己学习的过程。他们把儿童的言语发展分为外部语言、自我中心言语、内部言语三个由低到高的阶段。并指出,就儿童的学习活动来说,在外部言语阶段主要是由外界的社会成员的言语来指导和控制,在自我中心语言阶段主要靠他们对自己的出声言语即自我中心的言语来调节,而在内部言语阶段,学习主要由他们的不出声的内部言语来指导和控制,因此自主学习实际上是儿童言语内化的结果。
元认知概念是弗拉维尔最早在1976年提出来的。简单地说,元认知就是对认知的认知,也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认知过程和结果的意识与控制。弗莱维尔认为,元认知包括三方面内容:元认知知识、元认知体验和元认知控制。
自主学习实际上是元认知监控的学习,是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学习任务的要求,积极主动地调整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的过程。自主学习要求个体对为什么学习、能否学习、学习什么、如何学习等问题有自觉的意识和反应。该理论还认为,自主学习能力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课堂教学方法的制约。他们主张采用三种教学方法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一是,直接的教学;二是,采用同伴辅导和学习问题讨论等方法,帮助儿童建构自主学习理论;三是,开展合作学习,让学生在学习的合作中交流学习经验,丰富自己的学习理论。
自主学习的信息加工理论是以加拿大心理学家温内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提出的,该理论用信息加工的控制论来解释自主学习。他们认为自主学习是一种循环反复的检验,如此反复,直到达到对信息的理解和接受。信息加工心理学家普遍认为自主学习的动机主要来源于自我信念,即结果预期、效能评判、归因、诱因和价值观等方面。这些动机因素与外界的信息一样,在个体的学习。在自主学习过程中,如自我监控的准确性、自我评判的有效性、学习策略的运用等,存在发展上的差异。
自主学习观是在对传统学习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的,具有科学性、主体性、创新性等特点。研究自主学习,在理论上有助于使我们从新的、动态的角度去认识学生学习能力的实质、结构和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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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主要创立者、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获得的与苏联模式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来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试论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来源全文如下:
【摘 要 题】理论探讨
【关 键 词】科学社会主义/列宁的新思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虽然是以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为客观依据的,但是,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材料。这种思想材料,既包括马列主义,又包括毛泽东思想。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P369)本文试图沿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循着邓小平的这一思路探索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来源。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设想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这一设想的主要内容如下:
(1)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化大生产。恩格斯指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21](P502)离开了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化大生产,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
(2)社会主义社会是一切生产资料归全体社会成员直接占有的社会。
(3)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生产将有计划地进行。
(4)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原则。
(5)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商品和货币已退出历史舞台,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6)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国家也随之消亡。
(7)社会主义社会将使人们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P256)这些设想虽然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前提条件的,反映了较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但是它们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仍有指导意义,特别是对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有着重要意义。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P373)这一理论概括,不仅是邓小平从中国国情出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认识和考察的成果,也是他对马克思上述设想从本质上进行抽象的理论结晶。
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是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重要的思想来源。这一设想的主要观点包括:
(1)东方社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2)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必须具备下述三个条件:一是东方社会“处于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和它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P437)二是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取得革命胜利后,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就”,尽快地奠定社会主义社会必要的物质基础。三是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要想顺利地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就必须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前提条件,即马克思所说:“假如俄国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补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P326)马克思还指出:这一设想“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P431)这一设想不但为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而且对东方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也有着重要指导意义。邓小平同志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法、管理方法。”(P273)邓小平的这一对外开放的思想虽然立足于当今时代特征,但从理论来源看,最早来源于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设想。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探索。起初,他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实践表明,这个政策虽然对当时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起了积极作用,但在战后引起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这使列宁不得不停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以迂回曲折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其基本内容是:
(1)在落后国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存在着若干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列宁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
(2)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明确指出:“没有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
(3)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重视提高劳动生产率。
(4)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列宁认为,不向资本主义学习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他为了强调向外国资本主义学习,还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即“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P520)(5)利用市场和商业建设社会主义。
(6)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以适应生产力落后而又发展水平不平衡的状况。列宁认为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P369)这些基本观点构成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
这一新思路反映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规律,因而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理论,对外开放的理论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都能在列宁的新思路中找到思想源头。正如邓小平在总结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时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1l(P139)
首先,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孕育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作了详细地阐述。其要点包括:
(1)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
(2)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3)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体是实行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是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力量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具体说:“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P369)(5)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基本要点来看,我们不难发现,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孕育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孕育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它们是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最主要、最直接的思想来源。
其次,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萌芽和生长点。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探索,虽然走了许多曲折的路,但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这些思想构成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为邓小平理论的萌芽和生长点。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的思想。他说:“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并且明确指出我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阶段这一思想是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问题。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国内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与旧社会的基本矛盾根本不同,它不是对抗性的,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这实际上包含着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思想。
第四,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鉴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引以为戒”,不要走“他们走过的弯路”,要从本国国情出发,走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与邓小平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一脉相承。
第五,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目标问题,毛泽东在1960年初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不久,周恩来又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力争在本世纪末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
第六,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外部条件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学习外国的科学文化技术和管理经验。
第七,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问题。毛泽东在纠正1958年“共产风”时指出: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商品生产不是消灭的问题,而是要大大发展。1959年3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是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最主要、最直接的思想来源。
从上述七个方面,不难看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萌芽和生长点。这正如薄一波同志所说的:“小平同志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吸取了毛泽东在探索过程中取得的对现阶段仍有指导意义的全部积极成果,包括当时没有照做或实际上后来又被毛泽东否定的正确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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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理论是指有关军队和战争的概念、范畴、原理、原则等的体系。科学的军事理论是军事活动的本质及其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来源于军事实践,经理论概括后给军事实践以指导,并在不断接受军事实践检验的基础上得到丰富和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大学生军事理论论文:权力、原则与人权。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孟他努主义为什么会在历史上消失呢?难道上帝真的一点也不喜欢吃萝卜吗?妇女在教会活动中担任领导角色是否违背了自然法则?难道孟他努主义者完全缺乏对其观点建立共识的能力吗?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惟素食而持恒者,方知人生真谛,”如果孟他努主义换在中国活动,结局会不会不同呢?
不管是宗教,还是国家,或者是整个世界,占统治地位的规范不是反映当时掌权者的观点,就是反映大多数人达成共识的原则,连强权者也不敢与之抗衡。人权的情况也是这样。
从我们当中一些热衷于人权运动的人的立场来看,如果我们能令人信服地向世界证明,一些普遍认同的宗教原理已经把一整套权利灌输给了人们,而这套权利恰巧与《普遍人权宣言》中的30个条款不谋而合,那该多好啊!但抛开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还是有两种选择可以作为构筑人权观念的基础,其中一个——天赋人权理论,在《国家利益》的最近几期中成为广泛争论的话题。
在2000—2001年冬季号里,人类学家罗宾·福克斯(Robin Fox)发出警告说,假如我们把人权要求建筑在人的自然性这个基础上,那么我们最后必将得出一些非常难堪的结论,例如我们有“权”使那些杀害了我们的子孙、减少了我们的基因库的部落妇女怀孕。福克斯说道,我们所说的大部分“人权”“要么是违背自然的,要么充其量只注意那些性质完全属于中性的事物。”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2001年夏季号中对天赋人权说表示了比较乐观的态度。福山摈弃了休谟对“自然主义谬误”的评判(即认为我们可以从既有的事实中得出道德原则这一观念),认为人的自然性“的确……使我们建立了一套权利等级体系,并使我们能够否定人类历史中曾在政治上强大无比的权利问题的某些做法。”
上述对话反映了在人权主张的哲学基础上存在着混乱。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这种混乱虽然没有折磨过《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们,却使1948年《普遍人权宣言》的作者们苦恼不堪,而且自那以后这种苦恼一直伴随着人权斗争。尽管那些认为《人权宣言》的原则要明确提到上帝和自然的建议遭到起草者的完全否定,但宣言的确含有那种实质上接受自然法则学说的语言(例如,“序言”中第一个条件陈述就断言,“人类大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条款一宣称,“所有人在尊严和权利上生而自由平等,并被赋予了理性和良心,”条款十六把家庭称为“社会的自然组织单位”)。其他说明显示了一种更为实用主义的态度(例如,第一个条件陈述认为对固有尊严的承认就是“自由、公正和世界和平的基础”)。
尽管这些理论也许是《普遍人权宣言》的支柱,但把自然法则作为人权哲学基础所造成的失误却远远超出了福克斯的想象。这就是今天人权拥护者在证明人权合理性时很少援引自然法则学说的原因。福山也无法成功地改变这种状况。其实福山的理论恰恰证明了这个学说的错误所在。为了弄清人权的基础,我们不得不再次考察一下自然法则和“第三选择源”这两个理论,福山把后者称为“实证主义式的”观点。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这两种观点就像福山说的那样,对美国贯彻其对外政策的确具有深刻影响。
是什么人的权利?
丹麦作家伊萨克·迪内森(Isak Dinesen)如此问道,“人,除了是一架能把红葡萄酒变成尿的精良机器外,还是什么呢?”甚至在我们接触到休谟对“是怎样”就等于“应该怎样”的批判之前,这个自然法则理论的基本问题就在决定有哪些作为描述人权基础的有意义的特征是人类所共有的,有什么人在规定这些特征。就我们所知,迪内森关于把红葡萄酒变成尿的观察的确适用于所有人,但她这句话里的讽刺意义——这就是人类的本质——却是任何头脑清楚的人都会立即加以反驳的。
但是我们有什么理由来反驳呢?自然法则理论史告诉我们,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人性概念,任何时代占主导地位的人性概念与其说是哲学和科学原因促成,不如说是政治原因促成。例如在中世纪,教会所解释的自然法则是谴责高利贷的。那时大多数教会的财产形式是土地,而土地所有者由于财产的非现金性质,所以需要借钱。因此他们“自然”反对高利贷,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反对高利贷的“自然理由”。但后来就新教主义兴起了,新教徒们主要来自中产阶级(就是所谓“借贷阶级”),“自然”突然之间改变性格,开始赞成高利贷了。我们再举一个例子。约翰·洛克是自然法则的伟大拥护者,他有一句名言,即只有有产阶级才具有从自然中引伸出的权利,所以女人和儿童是没有这种权利的。那么我们如何来对待秘鲁古老的犹罗人呢?他们根本不认为自己是人,因此自然会排斥所有关于人性的观念。当然,我们会对他们说他们错了,就像我们对唯我论者说他们错了一样,我们的理由是,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错了,所以就错了。
而现在福克斯跳出来说道:人性的的确确具有“真实的内容”,“我们”——他的“我们”显然是指人类学家——可以说出这些内容是什么。他引用了亲属选择理论,并提出了该理论所包含的一系列“权利”。且不谈他所列举的一些“权利”是非常令人厌恶的,例如如果谁杀害了孙辈,人们就有通过杀害谋杀者的前两个堂兄妹进行报复的“权利”,事实上众所周知,人类学理论往往喜欢追捧一些学术上的奇谈怪论。用这种方法,我们只好把我们的权利建立在知识流沙上。即使我们指派给人类学家的任务是关注人权与人性的一致性,但这件工作派给哪一派人类学家呢?是马克思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美国人类学协会的附属委员会,还是直接派给福克斯本人呢?我们可以肯定是,不管谁得到了这个任务,他一定是此刻在学术界享有最大权力的人。
如果说福克斯在援引从自然法则中派生出来的权利时过于细致入微,那么福山的理论就过于笼统了。值得赞扬的是,福山的理论也承认我们的看法(“人性根本不会简单转化为人权”;“人性并不能指定一份明明白白的人权表”。)但他似乎非常怀旧,依然想要看到自然与权利的联系。因此他便退回了老路,认为“暴力……对人而言也许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控制和疏导暴力倾向也是自然而然的,”他又认为:“我们共同具有的基本人性使我们能排斥某种政治秩序,例如认为专制主义是不公平的。那些诉诸于最深切感受到的人的普遍动机、欲望与行为的权利,与其他权利相比,将是政治秩序的更为坚固的基础。”
我们且把这些问题抛在一边,例如人类是否由于自然原因或实用主义原因而选择了“控制和疏导暴力”,以及我们怎样来确定“共同具有的基本人性”。事实上福山的言论与其说是错的,不如说在哲学含义上是无意义的。我们以一个普遍认同的人权为例,即不受折磨的权利。如果福山的意思是,禁止折磨“诉诸于最深切感受到的人的普遍”的避免痛苦的“动机”,那么他可能是正确的(即使在这里,喜欢痛苦的受虐狂的存在也许就对避免痛苦“动机”的普遍性提出了质疑)。当然,认为不受折磨的权利比在任何时候可以折磨任何人的权利更符合“我们共同具有的基本人性”,也是有道理的。但说了这样的话,能否对我们有所帮助呢?充其量,我们只不过找到了一些人人皆知、不言而喻的特征,便认为我们所宣扬的权利不应该与此相悖而已。
如果不去做非常复杂的工作,把这些含义宽泛的“自然的”倾向转化成一系列明确合理的权利的话,我们就不得不苦恼万分地面对这些抽象概念了。又一次值得赞扬的是,福山懂得这个道理。他在详细阐述暴力倾向与积极疏导暴力倾向之间的冲突时这样说道:“这些相互冲突的自然倾向并不具有同等的地位或重要性;对其环境进行理性思考的人类能够懂得创制规则和制度的需要,这些规则和制度为了人类的其他自然目的而对暴力进行限制。”
这里所谓的“规则”如果不是权利又是什么呢?谁来进行这种理性思考呢?就是弗朗西斯·福山先生本人吗?是《国家利益》的读者吗?是一些精选出来的哲学家吗?如果我们真的要捕捉到我们人性中最“共同的”东西,最好的方法不妨把所有的反应机制尽可能多地罗列出来。否则的话,我们所得到的那些规则就可能是独裁者、某个天才、或一小撮权力贩子所制定的。
福山说道,“关于人权的任何严肃讨论,最终必须以对人的目的或目标的共同理解为基础。”这未免过于苛求了。在制定《普遍人权宣言》的时候,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调查了150位知识分子,要他们为人权确定一下哲学基础。毫不奇怪,这些专家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联合国人权组织投票赞成不散发科教文组织的报告。请想一想,如果要这些专家就人生的“目的或目标”取得共同理解,结果会怎么样呢?
不过,为了在“折磨是错的”问题上取得赞同,干吗非要他们在这类抽象问题上达成共识呢?即使一个人认为人生的目的是进入天堂,而另一个人认为是免受烦恼,他们俩也可能一起反对受折磨的。尽管他们有区别,但他们可能都不希望生活在到处是折磨的世界里。因为人权并不取决于我们是否有共同的本体论、目的论和末世论;人权主要依赖于我们对“何谓文明世界”的共同信念,而“文明”的界定又是由某一时期国际社会的大多数人来决定的。就像《普遍人权宣言》所展现的那样,人权提供了一套规范,或叫指导原则,如果你喜欢,也可叫做“最佳方法”,我们用这些规范来限制专制制度,来组织比较得体的社会。
也许福山的“对人类目的或目标的共同理解”是指对“得体的社会”的定义取得一致。但我们怀疑福山的企图还不止此,因为这种定义每一代都是不同的(正如我们的自然法则的概念一样),而福山却要求某种永远可靠的东西。要不然,他为什么要批判实证主义,说它根本不承认“对政治行为有普遍的标准”?因为有了普遍的标准,我们才可以有理由来反对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论调呀。福山说道,“因为实证主义仅仅局限在特定文化的对错标准里,没有提供决定对或错的超然标准,因此它就一定会认为像殉葬、奴隶制和女性割礼这种令人厌恶的行为也是可以接受的了。”福山这种说法在好几个方面是错误的。
第一,尽管隐含在《普遍人权宣言》里的价值观来自启蒙传统,实际上所有国家都已承认了。《宣言》起草者具有广泛的相互不同的文化背景,许多人来自亚洲;《宣言》得到了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的投票赞成;联合国所有成员国都默认了《宣言》;如今它已被地球上的每个国家看成了国际惯例法。当然,我们能发现有人不赞成,也有许多人在违背它,就这一点来看,《宣言》的主张并不是绝对“普遍的”,但它与福山的理论比起来,具有更大的“超然性”,能对“政治行为”提供远为“普遍的标准”。福山的理论是:与神的谴责、背离佛教八正道、灾难性的生养、或明显错误的判决比起来,暴力只是人性的自然结果。
《宣言》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结果是,在许多情况下,人权践踏现象不仅违背了普遍的标准,而且违背了所在国的法律。
但是,对于那些法律或文化实践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的国家又怎么办呢?我们对他们说什么呢?难道真的像福山所想的那样,我们对文化相对主义毫无反应吗?决不!我们的反应也许是最好的:“你们的做法违背了世界人民关于残酷的共同看法中最最要紧的东西。”
然而从这种共同看法中引申出来的权利就是不容置疑的权利么?也不。像所有的法律和标准一样,共同看法也是发展的。国际关系中人权所依靠的原则,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在有关色情的定义或它是否适用于低智商者问题上判定“不断演变的群体标准”对公正的解释具有影响时所使用的原则。但如果事物并不朝公正的方向发展,这些标准反而倒退了,又怎么办呢?在理论上这是可能的,不过经验证明,参与标准设定的人越多(即设定标准的权力分布得越广),倒退的可能性越低。
如果依靠真实而不依靠权力或共识,会不会更明智些呢?当然是的,但确定国家之间何谓“真实”绝不像当初克列孟梭所做的那样简单,人们问他历史学家会如何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时,他说道,“我不知道他们会如何总结,但我确信他们不会说是法国侵犯了德国的。”难道克列孟梭从来没有听到过修正主义吗?以国际共识或准共识为基础、在正式协议中详细表述的权利,要比真实或自然确认或否定的观念具有更大的政治合理性。难道共同看法就是完美无缺的吗?不,但唯有不完美才是“自然的”。
我们在这里进行的辩论不仅仅像表面看起来那样是几个人的问题,它在实践上也许揭示了为什么所有人权参与者都各具立场的部分原因。因为假如人权不是以某些精英分子对自然法则的解释为基础,而是反映了《宣言》所说的“所有民族和国家的共同的成果标准”的话,那么美国在制定政策时就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价值观和观念。换句话说,当问题涉及到人权时,单边主义是没有出路的。
这对于某些对外政策现实主义者来说的确是一帖苦药。康多利萨·赖斯(CondoleezzaRice)在上次总统竞选时发表在《外交》杂志上的文章说道,“共和党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将是国家利益的坚实基础,而不是虚幻的国际社会的利益。”但是,如果人权的确是由国际社会的不断发展的标准所决定的话,这就怪不得在那些把国际社会看作是幻影的人的对外政策计划中,人权问题退居了末席。
不过问题在于现实本身总是要搞乱现实主义者的计划。在赖斯上述言论发表还不到一年,她和布什总统就勇敢地改弦易辙,把“虚幻的国际社会”纳入帐下,寻求国际社会与美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共同利益了。美国有时也非常有耐心,注意不冒犯国际社会的人权价值观念——例如在反恐战争行动中。美国为什么要关注别人的价值观呢?因为美国懂得,国际社会的观点决不是“虚幻的”,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国家利益;中立者只要感觉到你是伪善的,其观点马上会发生倾斜;有时只要诉诸国际舆论就可以反击敌人的观点(和行为)。
制定人权细则的地方最好是在外交场所,不要放在某个教授的书房里。尽管这两个场所都不能保证会进行和谐的讨论,但外交场所至少能允许那些人权细则会直接影响他们生活的人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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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宪法学的理论意义主要是方法论上的,主要基于一种纠正的思维,其学术使命是要矫正国内宪法研究的过于理念化和笼统化的做法,适当引进分析实证规范主义的精神而又不至于完全坠入凯尔森(H.Kelsen 1881—1973)的纯粹法学故辙。一方面着意于法律事实,另一方面又不否定法律之外的价值研究,中心是以“规范”来连接二者。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规范宪法学的方法与意义相关论文。仅供大家阅读参考!
试论规范宪法学的方法与意义全文如下:
摘要:林来梵提出的规范宪法学的研究方法补正当前宪法学研究的种种偏向和走神,力求免入俗套而后积弊难改。借助规范宪法学的思路,本着实证的规范宪法科学研究态度,主张清晰而深刻的看清我国现行宪法的种种缺点和实施难题,既有实证规范精神亦有超越的宪法学研究方法,具有实际而积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规范宪法学;方法;意义。
论文正文:
林来梵的《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明确提出规范宪法学研究范式。规范宪法学的提出给“大大咧咧”“莽莽撞撞”(林来梵语)的当代中国宪法学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气,也泛起了个别犀利的批评与不屑。
当认识并且采信这个理论或者方法时,我们又应该进一步了解规范宪法学目前的研究进展状况,以便把握自己的学术途径和路数。
林来梵的规范宪法学是从研究对象和研究理想这两个层次提出的,那就是“在理论上首先确认权利规范在整个宪法规范中的价值核心地位,其次进而追求宪法规范向‘规范宪法’的升华。”具体而言,这两个层次的基本内容表现如下:
所谓第一个层次,即“我们必须让宪法学返回规范,具体地说就是返回到适度地接近规范主义、但又不致于完全退到法律实证主义的那种立场。立足于这一立场,宪法学的核心任务应该在于探究宪法规范,而考量那些围绕着这一轴心展开的其它宪法现象则只是为完成上述任务服务的次阶任务。换言之,它的‘终极关怀’不在于考量规范背后的那些现象,而在于探究规范本身;它恢复了规范科学所应有的本来面目,并力图围绕规范形成思想。我们姑且将这种宪法学称之为‘规范宪法学’”。显然,林来梵不满于当代中国宪法学的浮躁于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附庸的论说。
在他看来,法学包括宪法学首先是关于制度的科学。脱离对具体制度的考察,不能算是法学。恢复法学本来面目,就要“返回规范”。
对此,如对人权的研究,如果停留在观念思想的考察,那么和政治学、伦理学和历史学就难有区别和意义。法学研究者必须“围绕规范形成思想”,把法学做成真正的精致的社会科学而不至于空洞化。为此必须反对一种错误倾向,漂浮在所谓的价值理念研究上,过多地言论“法治”“民主”“宪政”“分权”等,形成所谓的“大词法学”和“高级理论”,过少地关注本来是安身立命之本的法律规范。林来梵指出:“基于此,宪法学的门槛被一降再降,政治学和法理学等其他社会学科即使以‘粗放型’的宪法问题研究,也就足以轻易取代了宪法学的劳作,这不得不说是我们‘宪法学之悲哀’,这种情形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以至于宪法作为根本法和母法的地位受到私法学者的质疑,所以才有梁慧星教授提出的“私法优位论”,以及徐国栋教授所提出的“民法宪法同位论”。虽然法学和政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也曾说,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都迟早要变成法律问题,但是究竟着重点和角度是不同的。
张义清教授认为,做宪法学要有自己的一把“大刀”,就是掌握方法论,其基本思路是“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技术化。”这也就是林来梵反复强调的“方法论的觉醒”。
在第二个层次上,规范宪法学要始终坚持价值性和理想性,摆脱纯粹法学的套路,避免以C.施密特(CarlSchmitt)为代表的德国规范主义宪法学(国法学)遭到了纳粹的利用而沦为“政治的婢女”的教训。而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端洪等所复出的“政治宪法学”可以说是一种倒退。规范宪法学认为,“……简单地说,就是一种体现了立宪主义精神、并具有规范实效性的宪法规范,但在笔者看来,它不仅是宪法规范的一种理想类型,而且也是宪法规范的一种理想形态;它不仅具有最高法的效力(validity),而且也具有最高法的实效性(effectiveness)……它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方法论、或曰一种单纯的规范科学,而是一种拥有一定理论内涵的知性体系。而且由于其方法论上可能存在的缺陷在理论上得到了自我的救济,这种体系实际上可拥有相对自足的结构。”林来梵并不是简单地强调极端的规范主义研究,搞法条主义或者法律拜物教。强调以宪法规范为主要的、核心的研究对象,并不是要排斥其他。而是围绕实定宪法秩序及在此基础上适度保持宪法学方法论的开放性。对此,林来梵明确指出:“根据日本原‘京都学派’宪法学家们的观点,这一‘宪法现象的逻辑结构’主要包括了以下四大要素:1.宪法规范:主要包括宪法典、宪法性附属文件、宪法判例等;2.宪法意识:其中包括宪法学说、宪法思想以及人们的宪法感觉等;3.宪法制度:指的是根据宪法规范、并为了将宪法规范付诸实现而被组织出来的国家的代表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地方政权机关等机关装置的有关制度;4.宪法关系:围绕规范、意识和制度三要素所展开的特定社会关系。”
在上述四大要素中,宪法规范显然乃处于轴心的地位,而其它三大要素则基本上均围绕着这一轴心而展开。
相应地,《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一书中主要讨论了四个问题:首先,确立规范宪法学的方法论,分为根本方法、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三个层次。其次,落实规范宪法学的价值核心———宪法的权利规范,具体研究1982年宪法的各种公民权利(《宪法》第33条至第56条)。再次,规范宪法的生成条件———宪法保障机制,论述宪法规范有待于升华为“规范宪法”才能获得实效性,并进而值得予以彻底保障。最后,规范宪法的制度保障,包括违宪审查制度、法律冲突的解决机制、司法独立的实现模式等。
规范宪法学的理论意义主要是方法论上的,主要基于一种纠正的思维,其学术使命是要矫正国内宪法研究的过于理念化和笼统化的做法,适当引进分析实证规范主义的精神而又不至于完全坠入凯尔森(H.Kelsen 1881—1973)的纯粹法学故辙。一方面着意于法律事实,另一方面又不否定法律之外的价值研究,中心是以“规范”来连接二者。
形成“事实—规范-价值”的研究套路。他认为,中国宪法学“没有意识到事实与价值、存在与当应为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因如此,直至世纪之交的今日,在面对宪法现实时,‘苦闷派’必然继续苦闷下去,而‘苦斗派’也注定需要苦斗”,原因就是没有明白这个研究套路,抓住核心研究对象即规范本身。对此,提出宪法解释学的韩大元教授也颇有同感,指出“我国宪政历史的主要教训恰恰就是‘重现实需求轻视规范’的意识。一方面,片面地强调社会政治的必要性,有意或无意形成了轻视宪法的潜在意识。当宪法文本与现实状况出现冲突的时候,习惯于规范让位于现实,宪法文本与现实的冲突不能得到妥善的处理。另一方面,面对激烈的规范与现实的矛盾,过去我们主要依赖于或习惯于修宪权的运用,这种‘重修改轻解释’现象的存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宪法思考方式的封闭性与教条性,同时反映了轻视规范价值的宪法认识。”就其学术性格而言,笔者认为,实际上还是一种中国传统式的中庸之道,走中间的规范来串起事实和价值两头。
于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了规范宪法学的巨大而及时的理论意义。对此,笔者准备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
第一,对于宪法学者而言,林来梵的规范宪法树立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他认为“迄今为止,我国宪法学界仍未在整体上达至一种可称之为‘方法论上的觉醒’之境界”恰恰针对之的一个提醒和不满。把法学做成像法学的样子,而不要使“政治学和法理学等其它学科即使以”粗放型“的宪政研究也就足以轻易地替代了宪法学的劳作”。林认为是由于主要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总的来说,我国迄今的宪法学方法有很多,但最显著的方法就是这种解说性的方法。
解说性的研究简直不能是叫研究,沦为被鄙视的注释法学和概念法学。这种套路注定不可能有太多的创意,在理论上难以有整体的创意和建构。二是个性化研究的不足。从林来梵的《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看出,其著作和以往的教材式的书是不相同的。个性化实际是表面,内在的反映的是思想和研究角度和方法论的迥异。林来梵不仅是在方法论本身有批评和纠正,而且是它的做法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就这点来说,即使不同意林来梵学说的人也有借鉴之用。
第二,对于宪法学派而言,林来梵意在创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学说,他提供一种以规范为核心的,兼顾事实与价值的宪法学研究范式,救弼当下宪法学的贫瘠和问题。至于这个学说能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被发扬光大,自成一系,要看林来梵的后续研究及其拥护者的跟随研究状况。尽管如此,林来梵的规范宪法学和韩大元的宪法解释学一样,毕竟是一种学派的努力。虽然对于它们的种种批评和质疑很多。例如,关于规范宪法学与宪法解释学的关系如何厘清和错综的主张影响到二者的确立问题。规范宪法研究的现实基础也受到怀疑,长期以来,在我国形成了宪法不能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司法惯例,使宪法神秘化,宪法的频繁变更削弱了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是不是在虚空的理论体系中独自哀唱?传统的宪法研究也许是现实的一种无奈的消极的反映。这样,宪法学的研究就此出现了争议和派别的分化。这种问题和争议本身就是宪法学的发展。
第三,对于宪法学科而言,规范宪法学显然在学科意义上格调高于韩大元的宪法解释学。规范的分析有法律实证分析和社会实证分析之别。以规范为中心,保持一定的开放性与韩大元基于宪法的解释来理解宪法现象,在理论视野上有高下之分。传统的宪法学研究处于解释主义和简单的意识形态的说明和拥护,完全丧失本身理论的价值,所以也不必追求方法论的创新。规范宪法学的展开和唱扬则是一种“背叛”性尝试和“标新立异”。
但是也应该看到,规范宪法学还主要是方法论上提出新见解,就学科意义,其最大的贡献在目前看来还只是批评和指出新路,至于在这个新路上能否有真正的成果和里程碑式的进步。我们拭目以待。
[1]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2]梁慧星。必须转变公法优位主义观念[N]。法制日报,1993-01-21(3)。
[3]徐国栋。市民社会与市民法[J]。法学研究,1994,(4)。
[4]韩大元,林来梵,郑磊。宪法解释学与规范宪法学的对话[J]。浙江学刊,2008,(2)。
[5]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6]韩大元。亚洲立宪主义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
[7]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宪法学专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8]莫纪宏。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9]莫纪宏。实践中的宪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0][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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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应用英语翻译一般以“信达雅”作为理论依据,这样翻译出来的英语存在一定的弊端,有时候甚至会曲解了本意,因此我们需要探索出一套更加先进、更符合实际的应用英语翻译理论,来满足社会的需求和生活的实际需要。
目前来说,应用英语广泛应用于我国的旅游业、服务业和广告业等行业。应用英语能够加强我国人民和国外友人的沟通、合作和交流。比如说,外国人来中国旅游的时候,旅游景点内的告示牌、广告牌可以帮助国外友人了解该旅游名胜,了解当地的风俗文化,更好的融入到中国文化氛围中去,从而更好的促进国内外交流。应用英语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推动国内产品的销售。外国友人来中国无论是旅游还是购物,通过应用英语的翻译,他们可以充分了解国内产品的功能和特性,从而使国内产品更好的销量更好。从某种意义上讲,应用英语翻译的成功不是取决于翻译内容的文采,而是与翻译内容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密切相关。翻译的文章文采再好,但是华而不实,外国友人无法真正了解原来的意思,没法融入到当地的文化氛围中去,也没法购买我们的产品,那应用英语的翻译工作就会没法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传统的应用英语翻译一般讲究“信达雅”,即不但要使翻译流畅准确,还要突出翻译的文采。这种翻译理论看似比较合理,但是一般不能切合实际,不能体现真实性的特点。比如说我们在翻译“老年人学不了新东西”这一段话时,我们一般会翻译成“Old people can not learn anything”,这样翻译出来显然是没有任何错误的,但是这更像是符合中国人习惯地翻译,外国人也许会觉得不是特别通顺,如果我们换成“Old dogs will not learn tricks”是不是会更符合外国人的习惯呀。一些专家和学者在从事翻译工作的时候,一般会形成了固有的翻译模式,以传统的翻译理论作为基础,这样反而会对最新应用英语翻译理论的探索造成一定的束缚。因此,我们应该切合实际,秉承体现翻译真实性、准确性的原则,对新的应用英语翻译理论进行探索,力求找到更好的应用英语翻译理论依据,为英语翻译的更进一步打下基础。
1.翻译呼唤理论对“看”的指导。所谓呼唤理论对“看”的指导就是应该对大量的英语材料进行阅读,英文材料的类型可以多种多样,也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阅读。比如,如果你喜欢篮球,喜欢NBA,你可以去美国网站阅读原版的真实关于NBA的文章,这样就会在你满足自己兴趣爱好的同时,使自己的英语翻译水平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对大量的关于娱乐、体育、学习等方面的英文杂志期刊、电视节目、网络资料等内容阅读和观看之后,我们就会锻炼自己英文学习的能力,掌握接受英语信息的能力,培养自己的英语水平和英语语感。我们阅读的材料一般包括两种类型,英文原版材料和专业翻译材料,无论是哪一种都应该保证材料的真实有效。在实际阅读的过程中,我们还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调整英文原版材料和专业翻译材料在阅读过程中所占的比例,两种材料之间相互转换,共同促进自己英文水平的提高和应用英语翻译理论经验的形成。
翻译呼唤理论对“看”的要求不仅仅是阅读,还应该包括理解。我们在阅读了大量资料的同时,还应该加深自己的理解,形成自己对英语翻译的理念和看法,并把它应用于实践,看看是否真的有效。如果真的有效,那我们就在无形之中掌握了英语的学习技巧,培养了英语的语感,并对英语的写作和翻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翻译呼唤理论对“译”的指导。所谓翻译呼唤理论对“译”的指导就是在翻译的时候,我们要把作者的真实意愿表现出来,能够理解并表达作者的真实含义,了解作者的真实想法,而不是局限于字面意思的照搬。我们在阅读了大量的英文专业资料之后,逐渐建立了不错的语感,有了扎实的英语文字功底,同时也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英语翻译模式。在今后的英语翻译中,我们不至于翻译的过于模式化,句子读起来更加真实具体。在面对不同类型的英文翻译时,我们可以快速找到一套适合自己的翻译理论,从而使翻译更加快速和灵活,更能体现翻译的“人性化”。
在实际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体现翻译的灵活性,不能太生硬,直接翻译出汉语表面的意思,因为汉语和英语的习惯是非常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翻译“胆小如鼠”这个成语时,一般都会简单的翻译成“as timid as a hare”,但是仔细想想其实这样翻译是不太符合实际的。“胆小如鼠”在汉语中是个贬义词,具有“胆怯、不勇敢、懦弱”的意思,而在英文中“timid”是腼腆害羞的意思,它跟胆怯懦弱是两个不同的意思,没有那么强的贬义色彩,所以我们如果只是翻译成了“as timid as a hare”,外国人仅仅会理解成这个人像只老鼠一样腼腆害羞,而不是说明他懦弱和不勇敢。在翻译的时候我们如果翻译成“has a yellow streak”的固定词组,直接就把这个人的胆怯和懦弱体现出来了。
我们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应该换个角度进行思考。如果我们站在外国人的角度去思考,多了解外国的文化和习俗,掌握一些外国的俗语和固定词组,这样会对我们的翻译起到更好的效果。
3.翻译呼唤理论对“写”的指导。所谓翻译呼唤理论对“写”的指导是指在英文翻译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合到句子的英语情境,参考同类英语材料写作手法,正确的表达出作者的真实想法和内容。由于东西方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我们在实际翻译的时候不能按照汉语表面的意思去翻译成英文,这样不符合汉语的传统本意,不够贴切实际,读起来比较别扭。因此,我们不应该仅仅追求表面意思的准确性,更要发掘深层次的意义进行翻译。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一些英语直译,让人哭笑不得,比如说有的餐馆里把菜名都翻译成英文,“Rolling donkey”指的是我国传统菜名“驴打滚”,“Glad Meatballs”意思是“四喜丸子”,这样的翻译不仅外国人看不懂,我们自己人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再比如,有一些超市将小可乐直接翻译成“small may be happy”,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翻译方式在我国随处可见,外国人也会被弄得一头雾水。
因此,在实际翻译的过程中,无论翻译人员的水平再高、功底再好都不能依据中文字面的意思进行翻译,最好的方法就是理解了中文的意思直接就用地道的英语写出来,一定不能按照汉语为参照进行逐字翻译。
在应用英语的实际翻译过程中,我们应该摒弃传统的“信达雅”的翻译理论,直接按照“看、译、写”的原则进行翻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翻译的真实性和实际性,让外国友人真正明白我们要表达的意思,使应用英语翻译行业在我国更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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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正重视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就必须切实重视公民的人格培养。家庭、学校和社会都应当看到这一点。但是,以往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往往把力气花在了正面的、显性的教育上,花在外部灌输上,而很少从人格的和人的心理的角度来深化思想政治工作,使思想政治工作失去日常化和潜移默化的效应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05方案”实施以来,全国各地高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中,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也遇到了一些难题。为推动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秩序、健康地发展,在把握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当前实践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找到解决实践教学问题的正确路径,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效性。
关键词: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200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都要加强实践环节。要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十年来,全国各地高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环节中不断改进实践教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不断地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力求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引导大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也遇到了一些难题。为推动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秩序、健康地发展,在把握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当前实践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便找到解决实践教学的正确路径,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效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环节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中至关重要的环节,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践教学是在常规理论教学的基础上通过实践使思想政治理论内化为学生的理想信念,外化为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独立学院是新形势下高等教育办学的一种新的模式,肩负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重任,近几年在我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很多独立学院从一开始就把办学的宗旨定位在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之上,在教学的过程中只注重提倡学生专业知识的学习,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的重要性缺乏必要的认识。甚至在国家提倡思想政治理论课须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后仍然不加大力度开展实践教学,或者有所行动而只是喊喊口号,使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往往在实际操作中流于形式。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这种现状严重地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学生学习中的重要性,严重地影响培养大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独立学院属于新生的事物,办学历史比较短,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很多情况是在参照公办性质的普通本科院校和所依托的母体学校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特性开展实践教学,虽然不断地进行教学改革和实践创新,但是也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效性。
(一)重视不足问题
一方面,很多独立学院的领导只重视短期效益,而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长期效益抛在脑后。为了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就业率,只重视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忽视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只是辅助而已,拿到学分即可,对大学生未来的发展和就业帮助不大。这就造成了有些学校在制定教学计划的时候,根本没有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纳入教学计划中,在教学中教师也就不再重视实践教学这一环节,而仍然采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至于学生是否理解、领悟,能否将所学理论转化为自身的知识也无从验证,这严重地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和实践教学。
另一方面,学生对实践教学亦不重视。“目前在校的大学生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其成长背景与上几代人明显不同,当代大学生生活在突出个人主义、淡化集体主义、提倡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1]学生认为学好专业课、拥有一技之长是安身立命之本。因此,在学习中只重视专业实习而忽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认识不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对建构自身情感目标、价值目标和能力目标的重要性。校方和学生不重视的态度严重地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亟需转变观念,注重加强实践环节。
(二)经费保障问题
独立学院属于自主办学,其经费来源与公办院校截然不同,经费投入很难得到保障。公办院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有国家专项拨款,实践教学经费得到了应有的保障。独立学院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由于自身的办学特性,实践教学的经费相对而言难以得到应有的保障。有些独立学院虽然也投入了一些经费开展实践教学,但是由于经费投入不足,束缚了教师开展实践教学,长此下去就影响了教师开展实践教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些乐于实践的学生也因经费不足导致一些实践无法实现。有些独立学院认为国家只是提提口号,思想政治理论课根本没有实践教学的必要性,也从来没有进行必要的经费投入,实践教学也就此搁置。独立学院亟需设立实践教学的专项经费,保障实践教学的顺利进行。
(三)师资队伍问题
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一般由母体学校教师、本院专任教师和外聘教师构成。母体学校教师的精力主要投放在母体学校,虽然对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发展有心贡献一份力量,但往往由于本校的教学和科研压力而搁置。本院专任教师大多属于刚刚毕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的素质参差不齐、本身也缺乏实践经验”[2],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环节对教师的要求往往又比较高,不但需要教师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较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要有很好地能够通过理论指导学生进行实践的组织和协调能力,这些对年轻的本院专任教师来说难度较大。
另一方面,独立学院的教师流动性也比较大,实践教学就算是本院专任教师有个别能够胜任也缺乏长效性。外聘教师在独立学院授课只是兼职而已,根本不关心学校的发展和教育,仅仅把此当作自己的副业,所以在实践教学中积极性严重不足。独立学院这种独特的师资队伍构成,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实践教学的可操作性。因此,独立学院应加大师资队伍建设,注重加强本院专任教师的科学研究,积极探寻实践教学的新形式。
(四)监督不力问题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开展时间比较短,学校的监管相对而言比较滞后。况且,实践教学往往寓于社会实践和暑期社会调查报告中,在布置任务时往往并不是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负责,大多数是由学生自拟题目,实践教学目标不明确。开学后学生只要将社会实践成果或社会调查报告交给辅导员即可拿到学分。在整个实践教学过程中,既缺乏良好的组织,又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实践教学事实上已经戴上了形式主义的枷锁。这种缺乏监督的实践教学使学生参与的积极性逐步降低,进而导致学生对社会实践不重视,投机取巧,不参与实践活动,降低了实践教学效果。独立学院应成立由校领导牵头、思想政治理论课部门负责、各部门配合的一套实践教学队伍,对学生的实践教学环节进行监督和跟踪,优化考核体系,提高学生投身社会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为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效性,独立学院应根据自身的条件,从独立学院大学生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探寻一套符合独立学院大学生特点且可操作性强的实践教学的模式,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环节。
(一)确立明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目标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目标是引导大学生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应确立明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目标,其目标应是通过思想教育的渠道,提升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大学生的理论素养和理想信念,使大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成为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合理利用校内现有资源
相对于公办院校而言,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实践教学的资源相对比较短缺。譬如,资金匮乏和高水平的实践指导教师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环节的有效开展。因此,独立学院要统筹规划,合理利用校内现有资源。
第一,独立学院应根据自身的条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注重加强本院专任教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系统的学习,提升本院专任教师对理论知识的驾驭能力,为实践教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改革课堂教学模式,加入实践环节。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采取传统教学手段和现代教育技术相结合,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引导学生关心国内外的社会热点问题,鼓励和引导学生多讨论、多思考、多发言,使学生在教学互动中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三,建立校内实践教学基地。实践教学并非一定是校外教学实践,独立学院可以建立校内实践教学基地,使学生得到更多的锻炼,把所学投入到实际应用中,这样既解决了教学资源不足问题又能够使学生完成实践教学的任务,提高实践教学的实效性。第四,充分利用校内社团活动。社团指导教师在布置社团活动任务时,有重点地将活动的主旨和思想政治理论课联系起来,有计划地引导学生投身于社会实践,深入社会进行调查,使学生通过社团活动提高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思想政治理论在实践中被学生掌握和运用。
(三)拓宽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习领域
通过改革教学模式,拓宽实习领域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符合独立学院的特性。独立学院不能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仅仅局限于社会实践、暑期社会调查、校内实践教学等形式,应根据时代发展的潮流,放宽实践教学的眼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机会对大学生开展切实有效的实践教学。譬如周末参观院校周边革命圣地、寻访老少边穷地区、调查乡俗民情等,“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学生置身于真实、生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对现实问题进行主动思考、认真剖析、做出判断、形成观点,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由被动的接受知识向主动的寻求知识、探索未知转化”[3]。
还可以将专业实习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相结合,独立学院在培养学生专业知识学习中大多与校外企业联合建立了校外实习基地,学生在校外实习基地实践的过程中往往只注重对专业知识理论的实际应用,像企业一样较多的是追求效益,缺乏将培养专业技能与培养大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相结合。
常言道:“先做人,后做事。”独立学院应在鼓励和引导大学生提升专业技能的过程中,通过开展企业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在专业实习时学会运用已经掌握的理论知识独立思考,学到为人处世的道理。一方面使学生的专业知识得以实践,另一方面也在实习中使学生耳濡目染,亲身体验,运用所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使自己得到历练。这既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励学生积极投身社会实践,达到知行结合,学生的基本素质和能力也得以提高。
(四)建立健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保障机制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政策能不能得到很好地落实,关键看实践教学保障机制是否健全。如果实践教学保障机制不健全,也将是徒有其表,流于形式。因此,要建立健全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
第一,政策机制。学院领导及老师要提高自身觉悟,认清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在育人方面的重要性,把实践教学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计划中,并制定实践教学相关的配套文件,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提供制度保障。
第二,组织机制。政策的落实靠制度,制度的执行靠人。学院应成立一套稳定的实践教学领导小组,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状况,结合学院实际和学生时代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实践教学方案,跟踪实践教学,提高实践教学的实效性。
第三,强化教师队伍。通过培训、人才引进提升教师实践教学能力,鼓励和支持教师进行实践教学研究,探寻符合实际的实践教学模式。
第四,经费保障。独立学院应充分认识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对提升大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性,设立专项经费支持,保障实践教学有效实施。
第五,考评机制。科学的考评机制是保证实践教学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应根据独立学院特性,制定科学的考评机制,激励学生积极投身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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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一种伟大的制度创新,它吸收了人类社会源远流长的慈善传统和现代文明的法律架构,创造出一种具有法人治理模式的新型慈善机构。一般认为,基金会与其他非营利组织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活动主体的不同,基金会不是人合组织,而是财合组织,体现的是一种财合属性。
学术界对于什么是基金会提出过很多有影响力的观点。在现代公益基金会的发祥地美国,最先对基金会加以定义的是曾任美国卡耐基基金会会长的弗雷德里克.P.凯佩尔,他在其所著的《基金会在美国社会中的作用》提出:“基金会是出于慈善目的而设立的基金,由理事会进行管理,习惯上在联邦或者州的法律监管下运作,并享有税收方面的特权。”[1]美国“基金会中心”给正式的“公益基金会”的定义是:“非政府的、非营利的、自有资金(通常来自单一的个人、家庭或公司)并自设董事会管理工作规划的组织,其创设的目的是支持或援助教育、社会、慈善、宗教或其他活动以服务于公共福利,主要途径是通过对其他非营利机构的赞助。”[2]
美国税法中第501(c)(3)条款规定了享受免税待遇的基金会的条件是:“其组织和运作完全是为了我宗教、慈善、科学、公共安全试验、文学或者教育,扶助国内或国际业余体育竞赛,或防止虐待儿童或动物的目的。但不适用于以下情况:其收入任何部分作为私人股东或个人利益,以大量活动用于企图影响立法的宣传等活动……以及参与或干预拥护或反对任何公职候选人的政治竞选活动。”这一规定事实上反映了公益基金会的三大特征——公益性、非营利性和非政府性或独立性。[3]
1981年7月28日,我国第一个公益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基金会”一词第一次进入现代中国的视野。1988年9月27日国务院发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已失效)首次赋予“基金会”法律上的意义:“本办法所称的基金会,是指对国内外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自愿捐赠资金进行管理的民间非营利性组织,是社会团体法人。”该定义的优点是明确了基金会的“民间”和“非营利”两大特征,缺点是涵盖了“国家拨款建立的资助科学研究的基金会和其他各种专项基金管理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基金会作为一个民事主体的定义的独立性。
随着我国基金会事业的发展,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对我国基金会作出了法律定义:“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此概念扩大了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丰富了基金会的财产种类,删除了“国家拨款建立的资助科学研究的基金会和其他各种专项基金管理组织”,使得基金会的概念更加靠近现代基金会语境下的定义。
关于公益慈善组织税收优惠理论的探讨,主要以西方国家的非营利组织为对象,其立论基础是以非营利组织的特性和其对社会的贡献为主。虽然我国非营利组织与西方非营利组织有一定的差距,但我国基金会作为我国非营利性组织的一部分,亦有利他性,致力于从事公益慈善事业,且为现行各类税法减免规定之适用对象,性质上与西方非营利组织相近。因此,关于非营利组织税收优惠之理论,亦可作为探讨基金会税收优惠理论之参考。根据JillManny的论述[4],非营利组织免税理论主要包括:补助理论、税基定义理论、资本结构理论、捐助理论和利他行为理论,这些理论在金锦萍的《论我国非营利组织所得税优惠政策及其法理基础》已有详细介绍,本文不予赘述。
狭义的税收优惠,指的是国家进行税收稽征时,基于特定之理由,对于有纳税义务之义务人,就其特定之应税财产或所得,给予全部或部分免纳税,甚至免申报之优待,藉此引导受惠者之行为。[5]因此,税收优惠是国家以减免税收负担为诱饵,促使受惠者从事特定之行为,以创造理想的成果与绩效,进而达成有利公益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收优惠本质上是公权力达成目的的手段,虽然税收优惠作为手段,并不具有直接干预的效果,但是由于税收优惠影响国家税收,增加未享受优惠的人民的负担,以及国家福利资源有限,其给予不应过犹不及,因此,国家采取租税优惠时,当然必须受到比例原则之拘束。
原则上税收以组织财政收入为目的。“某税法规范其目的仅在于取得收入,吾人称之为财政目的规范,此种规范,立法主要考量者,在于国家租税负担如何公平分配予国民……故租税平等负担要求,成为税法之最高体系原则,”[6]因此,以财政为目的的税法,其正当性在于国家财政收入如何公平分担于人民,其衡量标准是税收平等原则,具体标准是量能课税原则。但是,非以财政收入为主要目的的税收优惠,其所增进的公共利益不在于公共支出之平等负担,而在于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之目的。“此种税法之正当性,取决于目的与手段间是否符合比例原则,亦即此种租税优惠(或特别负担)是否有助于特定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之达成:是否无其他更少损害(量能原则)方式;目的与手段间是否具有合理正当性。”[7]因此,非以财政收入为主要目的之税收优惠,其正当性衡量标准是比例原则。
税收优惠作为执行经济政策或社会政策的一种工具,在追求经济政策目的或者社会政策目的的同时,却极大地损害了税收公平原则,这就要求在“所得”与“所失”这两个要素之间,力求一个平衡,以符合比例原则。
下文将结合非营利组织免税优惠理论,通过比例原则来衡量基金会享有税收优惠是否具有正当性依据。
在适合性的要求下,目的与手段之间须有可联结的关系存在,即对基金会采取税收优惠之手段必须能达到所追求的的公益目的,所选择的手段对实现这一目的应当是有效的,如果税收优惠违反了这一要求,便丧失了其合法性。
要解决适合性原则的问题,必须首先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在政府和企业之外是否存在着一个独立的基金会活动最佳领域,或者说有没有特定的产品与服务职能由基金会来提供?因为根据补助理论,只有基金会能够在政府、市场失灵时发挥其特有作用时,才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是否需要给予基金会免税待遇;第二,给予税收优惠能否促进基金会之公益活动的发展?
首先,关于基金会是否存在一个独立的最佳活动领域的问题,其答案是肯定的,确实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基金会活动领域。
与其他慈善组织相比,基金会有四大特点:第一,资金来源稳定,由于一般的非营利组织缺乏有效稳定的资金支持,需要同其他社会组织以交换资源的方式获得资金,因此常常很难摆脱其他机构或组织对其进行干预的命运。相较而言,基金会拥有自己的机构资金,可以通过支配其庞大的受托或捐赠资金去建立或发展其他各种非营利组织。第二,灵活性。传统信托基金大多遵照遗嘱建立,公益目标限制的很死,而现代基金会借用“委托——治理”理论,引进公司的法人治理机制,建立了理事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因此,在外界形势有所变化的情况下,可以在笼统的宗旨框架下,重新界定其具体目标。基金会既可以几十年锲而不舍追踪一个项目,也可以随时结束一个项目,转移重点。此外,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工作,基金会都可以比政府的行为少受政治和其他人事因素的干扰,相对来说主动性较大。第三,治本而非治标。正是由于理事会的独立性,他们选择的具体目标不同于以往的慈善传统,可以在一个时期内以大量资金集中支持某个领域,而且对于暂时看不到成果和效益的研究工作不惜工本。一些有重大意义的课题或著作往往是基金会支持的结果。这是政府和一般慈善机构无法做到的。第四,前沿性。正是由于其治本的宗旨,在一些新的发明创造或研究课题实际效益不显著或成功没有把握时,一般政府和企业都不愿冒险,而基金会正是在此时进行有力的资助,很多新事物都是由基金会先发起,而后政府接过去成为一项新政策。因此,基金会的资金在总慈善款项中也许只是一部分,但其资金流向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科的重点和方向。[8]
根据以上基金会的独有特点,基金会的最佳公益活动领域是:(1)向符合基金会宗旨又缺乏足够资金开展相关活动进行捐赠;(2)需要大量资金但又暂时看不到成果效益的研究工作或课题;(2)具备前沿性和预见性而实际效益又有较大风险的发明创造和学科研究;(4)有利于根除社会弊病但需要长远才能出成果的公益活动。具体而言有:教育、医疗卫生、科研(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授人以渔的方式根除贫困、文化艺术、可持续发展(包括人口、环保和能源等)、国际交流和援助。
综上所述,基金会尤其独特的社会功能,存在独立的最佳活动领域,因此有获得税收优惠的正当性基础。
关于税收优惠是否能够促进基金会公益活动的发展这一问题,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根据捐赠理论,对非营利组织免税的目的就在于资助这些组织,使其有能力去吸引大众对之为实质的捐赠,以克服非营利组织普遍存在的长期资金不足问题。基金会作为非营利组织的一部分,具有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的特征。其非政府性使其不能像政府那样通过征税等手段获得持续稳定的资金,其非营利性,使其不能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来获得收入。因此,捐赠是基金会存续和发展的重要资金支持。税收法律法规通过对捐赠者应税所得额的扣除比率的限制可以直接影响市场主体可能向基金会投入资金的多少,从而影响到基金会的收入,进而关涉到基金会公益活动的发展。因此,政府给予的税收优惠能够促进基金会公益活动的发展。
综上所述,基金会能够在政府、市场失灵时补充其缺失的职能,具备独立的最佳活动领域,而税收优惠能够达到促进基金会公益发展的目的,因而给予基金会税收优惠符合适合性原则。
必要性原则要求在众多可以达到所追求的目的之手段中,必须选择对纳税人权利侵害最小的一种。换句话说,已经没有其它任何能给纳税人造成更小侵害的措施来取代该项措施,因此,又叫最小损害原则或不可替代原则。
政府促进公益基金会发展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现阶段存在的方式有:项目委托、合同外包、政府采购、无偿划拨土地及办公场所、直接拨款、政府动员、税收优惠等。
项目委托、合同外包和政府釆购这三种方式在国外的基金会发展中运行良好,政府通过开展公开招标的方式将公益事业交与企业或非营利组织承担,但在中国现阶段,基金会的发展较晚,功能比较弱小和单一,大部分基金会也未被政府纳入釆购对象,所以这也不是政府重要的促进手段。
无偿划拨土地及办公场所这种方式是很好的扶持,但是这是一次性的,没有任何后续影响的帮扶方式。因为免费使用后基金会开支是有所减少,但是其本身家底较薄,省下的资金也无更大使用之地,一些大的项目好的项目仍然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
而通过对公益基金会的筹资渠道进行分析,我们知道其大概有三种。第一,企业或个人的捐款。第二,政府的资助。第三,自有资金的增值。从政府层面,对于基金会的资助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将每年的税收收入的一部分作为对基金会的资金投入,如同前面所言的是直接拨款。直接拨款的方式虽然能够立竿见影,但是一般都是具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在运行初期和运转过程中能够得到这种待遇,比如上海慈善基金会创始初期政府提供了98%的资金,运转后每年的资助比例也达到10%。[9]这让很多数量众多的草根基金会望尘莫及。政府动员也同样面临这样的官方背景的问题。另一种是通过政策运用对基金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这也是政府的间接资金扶持,但是从长远意义上说却能以更好的效果影响其他两种筹资方式,企业和个人的捐款因相关税收优惠而乐善好施,而基金会通过税收优惠政策,自有资金增值幅度更大,这种方式才是政府促进公益基金会发展的最有力工具。况且,根据JillManny对补助理论的阐释,政府直接拨款等干预手段必须有特别的法令作为依据,有可能让公共精神消失,导致基金会为了获得政府的拨款或动员而依赖政府,以致丧失其存在最主要基础,即独立性。
综上所述,税收优惠的方式具有广泛、简要与自动等特点,能够有效鼓励大众多从事公共性的慈善活动,增进社会大众的自信与自重等公共美德,在所有的政府促进基金会公益发展的手段中是损害最小的手段,符合必要性原则。
均衡性原则在基金会税收优惠中的体现就是,税收优惠的目的所追求的公共利益与牺牲量能课税原则之法益的衡量。这其实关乎两种价值判断、比较与选择的问题。这一原则是从“价值衡量”上来决定税收优惠的取舍。同时,还存在着一个比例的界限问题,如果给予基金会税收优惠所带来的消极作用远大于积极作用,即“明显超出比例”之外,就存在不合比例之可能。
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第26条第一款规定:“基金会及其捐赠人、受益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条例明确了税收优惠待遇的主体包括了基金会、捐赠人和受益人。这一条例颁布之后,我国基金会数量从2003年的954个增加到2012年底的2961个,超过此前20年设立的基金会数量之和,[10]到2013年,非公募基金会数量超过公募基金会数量。由此可以看出,哪怕只是对基金会税收优惠方面有一些原则性规定,也能点燃中国成立基金会做公益的热情和信心。这说明税收优惠大大促进了我国基金会及其公益事业的发展,政府在公益事业上收获的价值并不低于其在财政收入方面的损失。
综上所述,基金会税收优惠符合比例原则中的均衡性原则。
以上运用比例原则对基金会税收优惠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基金会税收优惠符合适合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均衡性原则,因而符合比例原则,具有正当性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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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税收立法权,是指国家的立法机关或者政权机关依照法定程序享有的制定、修改、补充、解释和废止税收法律,以及调整税收征纳关系的权力。地方税收立法权则是指地方立法机关和地方政府所享有的税收立法权。目前,我国在税收立法权方面仍然强调税收政策统一、税权集中,《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中明文规定:中央税、共享税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都要集中在中央,以保证中央政令统一,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企业平等竞争。地方在法律上并不享有独立的、完整的税收立法权。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于中央,与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历史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是我国法权高度集中、中央统揽全局并实施宏观调控的客观要求,对于提高中央财力、维护国家税收政策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高度集中的税收立法权导致税收管理体制僵化,制约了税收调控作用的发挥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己严重影响了地方因地制宜配置资源、安排收支及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效果。因此,适当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国宪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在不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情况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从理论上讲,宪法在将立法权赋予地方时,并没有将税收立法权明确排除在外,地方作为立法主体应享有一定的税收立法权,这是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的根本法律依据。我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第9条规定,有关税收的基本制度,如果“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会有权做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制定行政法规”。可以看出,《立法法》既强调了全国人大及其会在制定税收法律方面的主导地位,同时也考虑到我国的税收法律关系具有复杂多变的特点,因此仅规定有关税收的基本制度和法律由全国人大及其会制定,一般的税收法律法规可以授权国务院及其财政和税收主管部门或者地方立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定。”由此可见,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会进行立法规范,但是税收立法权涉及的内容很多,地方完全可以就其它事项行使税收立法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相关税收要素进行调整。
税收是对社会产品特别是对社会公共产品的一种分配活动。政府通过征税筹集资金,提供社会需要的公共产品,因此税收立法权与公共产品的提供密切相关。由于政府作为提供公共产品的主体具有鲜明的层次性,而公共产品的受益群体又具有区域差异性,中央政府不可能了解每个地方政府和受众的不同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提供相同的公共产品不仅降低效率,还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较之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无疑在对本地区发展情况的把握方面具有明显的信息资源优势,更了解本地经济发展情况,更了解本地民众需求,这就有利于向公民提供更有效和更需要的公共产品。同时,地方政府提供地方公共产品有利于政府权责的清晰划分,能够使公民更加便于监督地方政府,使其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更具有针对性和高效性,从而提高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效率和效益。这就要求地方政府担当起向本地区的公民提供最有效的公共产品的责任,也就需要有一定的财政自主权,这样才能够使地方政府有充足的自有财政收入去提供有利于本地区发展的公共产品,而政府为了确保提供公共产品时的效率最大化,就必须拥有提供适合本地发展的公共产品的财政投入,这也就要求地方政府拥有税收立法权。
目前,我国地方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依据和方式很不规范,地方没有独立、完整的税收立法权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为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管理社会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中央逐步下放了部分事权和财权,地方变成了一个具有相对独立管理和控制职能的层级主体,在决定和处理本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而政府履行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维护社会治安、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一切公共事务,皆必须以财政为基础。然而,地方在支出需求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却没有独立的取得财政收入的税收立法权,地方政府的财权无法和事权相配,各级政府在不能通过税收这个合法渠道取得足额财政收入的情况下,必然要通过其他非税收途径筹措收入,这其中一些变通的措施就应运而生,如以权代法,以费挤税的现象,不管这些收入的取得是否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它们在法律上都不具有正当性、合法性。法外收费行为的存在,严重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削弱了中央立法的权威,侵蚀了法定税基。赋予地方部分税收立法权,使地方能够通过税收立法权因地制宜地合法取得收入,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奠定财政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规范地方的财政收入行为。
税收立法权是一种重要的资源配置权,其配置的效益如何直接取决于立法主体在立法决策过程中对相关信息的掌握程度。按照经济学上资源配置效率原理,一级决策主体的管理半径是有限的,超越范围之外,该主体获取的信息就不完全,所作出的决策便难以真实反映客观情况和实际需要,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也难以符合当地民众的偏好。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风情各异,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间资源优势和税源条件有很大差异。考虑这些客观情况,全部税法都由中央集中制定,就很难适应各地的现实要求。较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更贴近居民和社区,在充分掌握和收集地区经济信息上具有比较优势,能贴切的了解社会和个人的需求并及时准确地作出针对性的反应。因此,地方政府理应在地方资源配置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地方税是配置地方资源的重要经济杠杆,这就自然要求地方拥有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允许地方根据当地经济、税源状况、财政收支需要、经济发展目标等客观情况,确定税基,选择税种,调整税率。通过地方税收立法权因地制宜地优化区域资源配置,使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协调发展,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我国是实行单一制政治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税收上要维护国家税法的统一和完整,发挥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统一协调全国各地区的税收活动,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企业平等竞争。所以涉及国家宏观调控,对整个市场环境和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税收立法权如中央税与共享税的税收立法权须集中于中央,以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维护中央权威,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考虑到我国各地经济发展和资源状况的差异,为便于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处理一些地方性税收问题,更好地通过税收组织收入满足地方事权以及利用税收杠杆调控地方经济的需要,就要求赋予地方部分税收立法权。所以那些不涉及整个国民经济,只对地方经济有影响,能够有利于地方因地制宜配置资源的税收立法权可以下放给地方。所以,既不能因为要确保中央的宏观调控而将税收立法权完全集中于中央,由此忽视地方的发展需要,也不能为了地方能够因地制宜地配置资源而过度地下放税收立法权给地方,由此影响到中央的宏观调控。
事权是基础,财权是履行事权的保证,税权是实现财权的手段。分税制财政体制使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逐渐明确,对于调控地方经济,发展公共事业的作用越来越大,而所需公共支出必须以财权为保障。因此,财权在这里不是简单的收入和权力问题,而是义务,包括利用财政杠杆调控经济的义务和利用财政收入支付公共需求的义务。但是,如果只规定中央或地方应尽的义务,而不赋予其相应的权利,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打击其主动性;反之,就很有可能成为权力滥用的源泉。由于税收具有的组织收入和调控经济的功能,特别是税收成为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来源,税收管理权也就必然成为实现财政收入的手段。按照事权、财权与税权相统一的原则,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税收立法权,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以保证地方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调整税收政策,组织财政收入,按地方经济的特点和需求实施宏观调控。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保证各级政府履行自己的事权。
法定原则就是在确立地方税收立法权时严格依法进行,一方面,明确地方的税收立法权限,使其更为具体化、规范化,具体来说应该依法明确哪些是具有税收立法权的地方机关,然后确立相应机构享有多大范围的税收立法权;另一方面,地方税收立法的主体、立法的权限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应以法律的形式稳固下来。而税收立法权只是地方税收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地方税收法律体系和税制结构体系共同构成完整的地方税体系。因此,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有必要结合税收执法权和税收司法权的纵向划分问题,进一步明确地方政府的税收执法权和司法权,形成一个与分税制财政体制相适应的地方税收法律体系。有了法律的约束,地方有权立法的机关就能够受法律的限制在自己拥有的权限范围内依法正确并且合理的行使自己的税收立法权。法定原则清楚界定了地方税收法规、地方税收规章的边界,只有遵守税收法定原则才能有利于明确地方税收立法机关的立法责任,从而使立法能够有效地实施,法律监督也能有效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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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繁荣、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我国企业既要注重企业内部环境,也要重视外部环境,内外协调。
基于生命周期理论,位于不同成长层次的企业,当重点探究与之匹配的财务战略,实现对各阶段的准确定位。进而做出最利于企业发展的决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普遍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企业的发展必然会经历一系列连续而又不同的阶段,就如同生命有机体一般,会出生、成长、兴盛,最后到衰亡。这种规律和企业的发展规律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因此最典型的对于企业周期的划分便是初创期、发展期、成熟期、衰退期。
处于初创期的企业对现金的需求量大,规模较小,负债比率、利润和财务风险都较低,但所有者权益比重和经营风险相对较高,所以经营的安全水平仍然处于低水平。同时由于资信水平、偿债能力和抵押能力较低,难以很好的利用财务杠杆效益。所以此时最好的筹资渠道是内部筹资而非外部负债。这一阶段的企业生产规模小,销售、推广成本和制造成本也很高,为了维持企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应该将企业的留存收益逐渐累积起来。
处于发展期的企业融资渠道逐渐拓宽,也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现金流,经营风险略有下降。此时可以选择向金融机构贷款、上市或者增发企业债券的方法来筹集资金。企业的经营重心是把主营业务做大做强,在现有业务的基础上拓展市场占有率。为了及时把握市场中的良好投资机会,需要在增加现金流入的同时减少现金的流出,把这些现金流量运用于优秀的投资项目中,以进一步增加企业收益。
处于成熟期的企业,经营风险相对较低,市场占有率比较稳定,资本的周转率较高,能产生持续且稳定的现金流入。随着企业的实力和信用水平的大大提高,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等外部投资者也更乐意为企业提供贷款。此时企业无论是盈利能力还是筹资能力都比较强,并且在初创期和成长期股东获得的回报并不多,因此股东都渴望获得较多的投资回报。
处于衰退期的企业比较特殊,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在这一时期企业可能面临破产消亡,也可能面临新一轮的增长。如果企业投入的新项目市场潜力巨大的话,则企业会进入新一轮的成长期。进入衰退期的企业,生产规模大但是效率不高、产品品种虽多但盈利极少甚至是亏损,并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会有大量的替代品出现,从而市场份额急剧下降。这一时期的股利政策主要看企业未来的发展计划。
因为初创期的企业融资能力是有限的,故而融资的战略是吸纳权益资本,更多地利用内部筹资。在这一时期企业的重点是考虑扩大市场占有率,将资金投放于获利能力高的领域,不断扩大对产品研制和市场推广方面的投入,以求得到更多的利润。同时企业还可以通过与科研教育机构或者其他企业联营合作来改善企业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以此来降低转移部分风险。由于企业留存收益是主要的资金来源,所以实行零股利政策,用不分红的方式来尽量减少留存收益的支出,为企业的生产发展积聚资本。
发展期企业应采取保守筹资战略,优先使用留在企业的自有资本,自有资本不能满足需求时再寻求外部资本支援。考虑股权融资优先于债权融资,从而使得资本结构保持在相对安全的水平。此时企业的重点是加快市场份额和销售量的增长,对核心业务大力追加投资。与此同时,加大技术创新、先进设备的引入和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挥自身优势。股利战略是不分红或少分红。企业可以采用低股利、股票股利为主现金股利为辅,低股利加额外股利等政策来加大企业利润分配上的灵活性,以适应市场环境和企业发展的需要,也可保持投资者对企业未来前景的信心。
成熟期的企业可以提高财务风险,适度地举债,运用更多低成本的债务资本来替代高成本的权益性资本,从而优化资本结构,达到运用财务杠杆来提高权益资金回报率的目标。由于逐渐激烈的市场竞争,逐步削减乃至消失的超额利润,以及对资本投资的追加需要,使得战略重心要转移到对盈利水平的关注上,利用充足的现金流来拓宽产品市场并对相关的业务进行并购处理。此时企业应该考虑多元化投资战略,并且要改变以往以股票股利为主的做法,多支付现金股利,将超过投资需求的现金退回给投资者,这将利于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同时对股票价格的稳定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衰退阶段的企业,其产品的市场需求逐步减少。销售业绩也开始下跌。企业利润下滑甚至出现亏损,筹资战略上采用的是不再进行筹资。此时企业应积极关注市场环境的变化和国家的产业政策,及时退出竞争激烈获利能力差的产品市场,保存实力等待新的投资机会以期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如果企业无力挽救危局,试图退出市场,则企业不需要大量的投资来扩大生产。如果企业寻找到新的投资项目,该项投资会导致巨额现金流出,则企业会采取低股利政策,为以后新一轮的成长打下基础。
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关键,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普及,市场竞争环境变得更加复杂,竞争力度也更加激烈。这就要求企业在加强传统管理方法应用的同时,从战略的高度进行创新优化,为企业的可持续成长创造新的优势。企业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要依据所处的环境和该发展层次的财务特性,来选择适合的战略与之相符,为企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提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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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语言模型框架研究的对象是话语句,即抽象样板的具体言语体现。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应用语言模型框架中句子的四个平面理论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试论应用语言模型框架中句子的四个平面理论全文如下:
摘要: 本论文详细阐述了М.В.Всеволодова在功能交际应用语言模型框架内提出的句子的四个平面理论,描述了该理论在句子三个平面理论基础上产生的依据及其主要内容。从所指层、交际层、语义层和形式层四个平面研究话语句是应用语言模式中句子模型建构的重要理论基础。将话语句看成一个多平面的整体能够建立起具有极大说服力的句子语言模型,能够形成解决一定交际任务的句子转换规则。
关键词:功能交际应用语言模型;句子;话语句; 三个平面理论;四个平面理论
在语言学中对句子的多层面的研究起源于捷克语言学家Фр.Данеш (Frantishke Danesh),他在《句子三个平面的句法研究》[1964]一文中提出了“从三个层次的不同角度研究句子”的思想,即从语义、句法、交际三个平面研究句法。这一思想被俄罗斯语言学家Л.П. Ломтев [1979], А.Е. Кибрик [1979], В.А. Белошапкова [1977]等继承并发扬,其中Белошапков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项式”理论,指“在句法学研究中,存在三个不同的研究侧面,亦可称作句法结构中的三种机制:结构机制(конструктивное устройство)、语义机制(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е устройство)和交际机制(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е устройство)。这三种机制(侧面)相互支撑、互为补充,构成了整个句法学研究的完整系统。”[杜桂枝,2000:118]
三个平面理论在现代汉语言学界也得到广泛应用。提倡将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层面相区分又相结合的代表人物有胡裕树、范晓、胡附、文练等*。
任何语言学理论都是不断发展完善的,有其传承性。句子的三个平面理论也是如此,亦在继续不断地完善着。句子的四个平面理论就是在三个平面理论基础上产生的。下面我们就详细阐述М.В.Всеволодова*在功能交际应用语言模型框架内提出的句子的四个平面理论。
在功能交际语言学中有两个研究语言模型的流派:一种是科学院派(包括Г.А.Золотова),一种是理论实践(大学)派。М.В.Всеволодова属于后者,她对句子的研究完全是从功能交际的角度出发的, 她研究的是带有作者观点在内的具体的话语句(предложение-высказывание),即抽象样板的具体言语体现(речевая реализация),是交际单位,而不只是结构单位[2000: 195]。
如果在句子中只看到词形链条上词汇和语法意义相加得出的句子意义,那么句子Маша читает бегло和另外一些句子У Маши беглое чтение; Чтению Маши присуща беглость; Чтение Маши отличается беглостью; Маша—это беглость чтения就都成了原始言语句,对它们的选择只取决于篇章的类型。如果按照传统句子结构模式理论,即句子是最低限度述谓的抽象样板,那么句子В лесу живет медведь中的в лесу是全句限定语(детерминант),即补充限定整个句子的成分。
按照这种方法,学生对句子的学习将成为不考虑句子内容而只是对篇章类型和相应句子模型的机械记忆,这会大大加重学生的记忆负担,而这个负担远不是所有学生都能承受的。
如果在句子中首先看到的是其内容常体(содержательный инвариант),而且这个内容是可以用不同的句子形式结构表达的,那么上面列举的关于Маша的句子就是拥有相同所指内容的句子,也就是说这些句子在内容平面上是相同的,但在其他平面(交际、语义和形式平面)却是不同的,它们之间的差别也正体现在这里。
应用语言模型框架研究的对象是话语句,即抽象样板的具体言语体现。话语句与抽象样板的区别在于前者具备述谓化关系(предикация)。跟П.А. Лекан[1975,1983]一样,М.В.Всеволодова[2000]也区分述谓性(предикативность),即句子的情态、时间、人称语法意义,以及构成话语平面的述谓化两个概念。述谓性的标志是有或没有动词,而述谓化的标志是语调。“句子是述谓语段的词的组合”[Реформатский, 1996:332; Шмелев, 1976: 41-42, 79]。
句子就其称名功能本身(比如画的名称)来讲只有述谓性,而不具备述谓化,故不是话语句。试比较下列句子的语调。在读Саврасов画的名称 «Грачи прилетели»时,两个词形只有一个调位,而Некрасов诗歌的第一行 ØПоздняя осень. ØГрачи Øулетели则有三个调位。同样, Шишкин画的名称 «Осенний день. Сокольники»的语调和以这句话做背景陈述时的语调也是完全不同的:Осенний Øдень. ØСокольники. 以上每个句子都有述谓性,但述谓化只出现在第二类句子里,因为读它们时要用述谓语调。
话语句是反映具体类型事件的内容常体的言语体现。比如地质学家根据湖周围的岩石是红色的,可做出湖里有水银的逻辑推断。这一事件在不同论述中可有不同的陈述。在描述性言语中需要用在谓语位置上明确指出逻辑推断或复合句主句中的主语位置上有信源说明(авторизатор)的句型,如从属复合句:Так как цвет скал был красный, я догадался / думаю / подумал, что в озере есть ртуть.并列复合句:Цвет скал был красный, и я догадался, что в озере есть ртуть. 或者简单句:По красному цвету скал я догадался (不能用подумал或 думаю), что в озере есть ртуть. 在交际性言语中,当直接观察和讨论参加者已知的客观事实时,需要选择逻辑推断转移至边缘而信源说明省略的句型:Судя по (красному) цвету скал в озере есть ртуть. 或者述谓化关系用原因特征与推断之间的关系表示:(Красный) цвет скал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о наличии о озере ртути. 此时的信源说明意义保留在动词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вать中。
最适合表达内容常体的形式是形义对称结构(изосемическая конструкция)*[Золотова, 1982]或称原型*结构(прототипичная к.)[Лакофф, 1996],比如句子Маша читает бегло和В России живет мн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而话语句У Миши беглое чтение – У Миши—беглость в чтении – Чтение Миши отличается беглостью – Чтение Миши—это сама беглость; 以及Россию населяет мн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и 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о –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в России много – Количество населяющих Росс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в России велико等等则是用不同形式结构对句子常体的展示。
这些话语句之间还有更深的区别,因为不只形式本身很重要,而且内容相同的同义句系列在相同模型的包装下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由形义对称结构表示的内容常体就好比剧本,而其可能的体现,则好比按该剧本排演的话剧。
А.Е.Кибрик [1992:19] 的“自然模型论” (естественный модель) (即相应的语言模型应该能解释语言事实上是如何建构的)和“语义先决论”(无论是句法内容还是形式特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语义内容预先决定的)促使М.В.Всеволодова看到话语句是个多平面的单位,而且其每一个平面都有自己特有的结构。
М.В.Всеволодова[2000:199-201]提出,句子不是象Фр.Данеш主张的那样只有三个平面,而是有四个平面,而且其顺序也不同:第一个平面是所指平面(денотативный уровень),这是基础平面,体现在所指结构中;第二个平面是交际平面(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й у.)和交际结构,即实义切分。第三个平面是语义平面(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й у.)和语义结构;第四个平面是形式平面(формальный у.)和形式结构。
3.1 所指平面反映的是语言外事实——即类型情景(типовая ситуация)*。类型情景由述体及其必有的参加者——论元(аргументы)构成。论元可能是题元(актанты),也可能是状元(сирконстанты)。比如句子В лесу живет медведь中的处所状元(сирконстант-локатив) в лесу就是存在述体的论元[Арутюнова, 1976]。述体是连接题元和状元的行为、状态、关系、存在和特征(质量和数量)。题元是事件的参加者,它包括:
1) 主事(протагонист)——所指平面上主体类角色,是构成情景的唯一或首要题元参加者[Шмелева, 1994:42]。它与存在述体连用时是存在主体(экзисциенс):В лесу водятся волки;与动态述体连用时可能是生命主事,即施事(агенс):Рабочие строят дом;也可能是非生命主事,即力(сила):Течением унесло лодку;或者是机能(функтив):Самолет приземлился;与状态述体连用上时是状态主体(экспериенцер):Старик страдает астмой;与特征述体连用时是被描述者(дескриптив):Это пальто новое;与关系述体连用时是关系对象(релянт):Петя – брат Миши; Оле и Наде смерть.
2) 受事(пациент)——情景的第二所指参加者,是主事行为的涉及对象:Я купил книгу.
3) 与事(адресат)——主事和受事之后的第三情景参加者,它不受主事的直接影响:Он подарил отцу часы.
4) 工具(инструмент)——帮助情景实现的物体。按照顺序它可以是第二位的:Он ходит на костылях; 第三位的:Я мою руки мылом;第三和第四位的:Мама кормит сына кошей с ложкой.
5) 情景元(ситуант)——使情景变复杂或具体的参加者。它要么使基本命题复杂化,比如句子Я сидел с книжкой в руке中的книжка没有改变基本命题,而只是使命题复杂化了的参加者,叫共事(комитатив);要么使题元或状元复杂化,如上句中的рука是主事的一部分,叫伙事(партитив);而на обложке журнала中的 обложка 是处所伙事。
所指结构反映的是类型情景的具体体现,亦即具体事实、现实生活原型事件的结构,故进入该结构的还可能有补充角色,即不是该述体的论元,但是是话语句的必有角色,因为这些角色反映了该事实的结构。Всеволодова将其称之为“助元”(партиципанты)。比如话语句В России живет мн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中的述体жить的论元有:主事——具体表现为存在主事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处所词Россия和助元——数量词(квантитатив) много,这个数量格是该话语句所必须的。就象句子Маша читает бегло中的бегло一样,其述题位置已经证实了它的必要性。
所指结构的成素就好象剧中人物和话剧的舞台场景。原型话语句Маша читает бегло和В России живет мн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就如同按照剧本——事实结构排演的话剧,没有任何发自说话者的主观意愿,也就是说没有交际前景(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ая перспектива)。
3.2交际平面反映的是情景发话者的认识平面。这个情景是受情景制约的。它确定思维的对象——主题(тема),亦即被述谓化成素(предицируемый компонент),以及思维对象的特征——述题(рема),亦即述谓化成素(предицирующий к.),也就是指包括带主要句重音词在内的词群[Падучева, 1985: 112]。依此确定语义结构的述体框架。关于Маша读书的句子可有以下几种实义切分形式:
1) 主题是施事名词,述题是述体及特征,可有以下言语体现:Маша https:// читает бегло; У Маши https:// беглое чтение; Маша https:// отличается беглым чтением; Маше https:// свойственна беглость в чтении; Маша – сама беглое чтение等等。
2) 主题是行为名称,述题是特征,而施事名词在切分符号前,可有以下话语句:Читает Маша https:// бегло; Чтение у Маши https:// беглое; Машинному чтению https:// свойственна беглость; Чтение Маши / Машина чтение https:// отличается беглостью; Чтение Маши – это сама беглость.
3) 主题是特征,述题是施事或施事和行为的结合,如:Бегло читает https:// Маша; Беглость чтения – у Миши; Беглостью отличается https:// Машино чтение; Беглостью в чтении https:// отличается Маша.
正是这个建构话语句的平面决定着话语句成素的基本词序。即使象Арутюнова[1976]曾指出的那样,有一些形式结构直接依赖于词形次序的情况,但交际平面不总能决定句子的形式结构。交际平面紧跟所指平面之后的原因是它对位于其后的语义平面结构和形式平面结构都有直接的影响。这个平面就好比导演意图与话剧主角的关系,但不总是与剧本主角的关系。
3. 3语义平面反映的是向受话人传达事实时说话人的主观认识。语义结构有几个界面,每个界面都与其他各个平面连接着,可以说,语义平面是连接其他各平面的句子核心。
1) 语义结构的第一个界面与所指平面连接。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情景参加者的数量成分和特征成分,比如关于俄罗斯人口的句子可以省略述体жить,试比较:В России – мн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Россия 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а等等。但句中可加入某些结构词,如 количество一词: В России (живет) больш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在关于Маша读书的句子中省略掉了客体名词,但可加入象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свойствен, отличается一类词,因为句子内容中带有特征的特点。
正是在这个语义结构界面框架里,既可以引入作者的主观信源说明补充(авторизационные добавки):В России, как известно, мн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Маша, по-моему, читает бегло; 又可以引入作者的主观态式补充(модусные добавки): Именно Маша читает бегло; Не только в России живет мн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引入句子结构的信源意义使所指结构变复杂,因为它们在句子结构内部建立了补充事件命题,而态式意义则只留存在语义结构中,也可能出现在形式结构中。
2) 语义结构的第二个界面与实义切分相关联,因为主题总是主体、思维的对象。正是实义切分建立了述谓化关系。但有时由于某种原因已有的述谓化关系不能进入某些陈说类型,这是另外一回事,比如在口语陈说中主题是行为名词的句子很正常,如:ØЧитает Маша https://Øбегло.但在公文语体陈说中就不适宜,因为这种句子要求强烈的重音切分。为了避免这种“不适宜”就要选择将主题中的谓语换成主语的句型,这种句型的主题不要求强烈的重音切分,如:Чтение Михаила Сергеева отличается беглостью. 然而,这种做法已经与语义结构的第三个界面相关联了。
3) 语义结构的第三个界面反映的是被作者传达的事实结构的缩影(ракурс),它与形式结构直接相联。正是在这里才可以提及由主体-述体对构成的纯语义结构。为了与所指结构相区别,纯语义结构应该被称为命题。确实,话语句(1) Олег хорошо учится 和(2) Олег хороший ученик的所指结构相同,区别就在于其命题不同。在例(1)原型句中是事件命题,而在例(2)中却是逻辑命题。这个类型情景的所指结构跟有关Маша的句子一样,都是由动态述体、施事和行为的性质特征构成的。然而,在例(2)中我们从外部看到的却是另外的情景,一个由描述主事(протагонист-дескриптив)(即性质或数量的承载者)及其性质特征构成的情景,试比较:Олег относится к числу хороших учеников. 但是所指结构显示,这不过是同一剧本的另外一出戏,也就是说其中的性质特征不过是类似的假象,没必要让这些假象使生活变复杂。所以在语义结构里最好用主体和述体这两个述语。正是主体-述体关系构成了句子模型的类型意义(типовое значение)[Золотова, 1982:98-99]。类型意义在形式结构中也有所体现,一定的形式结构决定着一定的类型意义。
正如Г.А. Золотова指出的那样,由名词一格形式和动词陈述形式构成的模型,如:Маша читает; Отец копает грядки; Подъехала машина等都拥有“主体及其动态特征(行为)”类型意义。
由一格名词和形容词构成的模型,根据形容词的词汇意义可拥有以下类型意义:
1)“主体及其性质特征”:Маша красивая; Дом высокий; Вода в речке прозрачная.
2)“主体及其状态”:Вера больна; Он был зол.
3)“主体及其与其他人或物的关系”Маша дружна с Олей.
助元的出现能够影响模型的类型意义,比如句子Маша читает бегло 一句中性质特征的出现使其类型意义变成:“主体及其所发出行为的特征”或“主体及其被修饰行为的特征”,试比较有类似类型意义的话语句:Девушка на Кубе танцуют удивительно темпераментно; Саша решает задачи быстро等等。
如果语义结构和所指结构相同,那么内容常体和模型的类型意义就是同构的(изоморфные)*。我们在带中性词序的原型话语句和词序有变化但形式结构不变的话语句中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况。然而,语义结构可能与所指结构不同,比如句子Олег – хороший ученик,由带类型意义“主体及其所修饰行为的特征”的特征动态模型句变成了带类型意义“主体及其性质-区分特征”的句法变体。于是,关于Маша的剧本可变成主体及其特征的故事,主角不再是Маша,而是其行为:Машино чтение беглое 或Чтение Маши отличается беглостью; Чтению Маши свойственна беглость。此外,还可用存在情景表示完全不同的内容,比如人的智能状态,试比较:Я надеюсь和Во мне живет надежда. 或者物体的参数特征,试比较:Рыба весит пять килограммов; Бассейн имеет в глубину неполных три метра 和В этой рыбе пять килограммов весу; В бассейне нет и трех метров глубины.
由此可见,语义结构实际上是一种话剧体裁,经常与剧本体裁不符。
3.4 由形式结构表示的形式平面由句子成分构成,是展示语义结构(因为形式结构是体现类型意义的保证)和交际结构的手段。句子成分不只是词形可能结合的成素,而是有交际意义位置的等级系统(иерархизованная система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 значимых позиций[Вопросы, 1989:23]。这些位置一方面保障句子形式结构本身和句子的构造(每个句子成分的位置都被一定形式的一定词类占据着),另一方面又是说话者划分所指结构的每个组成成素交际级(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й ранг)的保证。
Всеволодова将句子成分看成是由以下三个形式特点决定的位置:1) 在句子结构中的位置;2) 能够占据该位置的词的词类属性;3) 能够占据该位置的词类的形式。
词形的位置在多命题和多述体句子中有三种可能:1) 在首要述体对中(примарная предикативная пара)的位置;2) 在词中的位置(依附词位);3) 被结构制约的位置。
3.4.1首要述体对中的位置指词形的任何直接述谓伴随关系[Лекант 1975, 1983; Золотова 1982],比如类似下列句子 Маша – красивая; Отец читает; В лесу – тишина / тихо; У мамы – ангина; Из России – с любовью; Здесь – на курят;Всеволодова都看成是述体对。首要述谓化与二次述谓化(вторичная предикация)的区别出现在述谓关系中加入了中性词序不表达该述谓关系的词形的时候,试比较:句子Она вчера купила интересную книгу 讲的是个人简介的某个事实,而句子Книгу она вчера купила интересную的意义是书的特征,而买书的事实在发话者的视野中已不重要。同样,句子У сестры испортился характер 中主谓语之间的述谓关系已淡化,而补语у сестры和主谓统一体之间的述谓关系变得重要起来。
3.4.2依附词位是由保障语义一致关系,即保障词组语义完整的共同义素决定的(正是因此乔姆斯基的句子Бесцветные зеленые идеи яростно спят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其中每对词之间都没有共同义素)。依附词位可以是动词、名词、形容词、副词依附,数词或数词名词词组依附也是成体系的。如此一来,所谓的“全句限定语”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位置,因为其一,总有具体词形与之有语义一致关系;其二,在事实结构中有其法定的位置。所谓“全句限定语”与某一情景参加者有语义联系极易用带时间名词词组(传统上称之为全句限定语) за год和с каждым годом的句子来证明。
词形за год在义素成分中有延续和期限之意,它要求与之连用的语境伙伴(контекст-партнер)要么指出行为或过程完成的结果: За этот год построил дом / написал книгу очень изменился (但不能说*За этот год приехал / позвонил, 因为这里缺乏过程义素, 也不能说*За этот год строил дом / писал книгу / изменялся, 因为这里缺乏结果义素); 要么罗列几个由一定数量事实构成的行为或事实, 以至于它们能够抵消期限义素: За прошлый год она защитила диплом, вышла замуж и родила ребенка;要么指出行为的数量标志:За год она много плавала(但不能说*За год она плавала);За год приезжал один раз / позвонил три раза.而且这个语境伙伴的句子成分级并不重要。比如句子За год у нее уже второй отпуск中的词形за год就是与定语 второй紧密相联的,因为去掉 второй,句子便不成立:*За год у нее отпуск;而去掉отпуск的句子За год уже второй在一定的交际情景中却是完全成立的。
时间格с каждым годом除了有过程义素外还有渐次性义素,其语境伙伴应该有“成为”义素,这个义素要么是动词固有的:С каждым годом меняется / увеличивается (=становится другим);要么出现该义素的专门说明词все больше, все хуже 及其数量等价物все новые: С каждым годом плавала все лучше (不能说*С каждым годом плавает),该句的时间格是依附于副词形式все лучше的;又如:С каждым годом читает все более серьезные книги (不能说*С каждым годом читает серьезные книги),该句的时间格是依附于比较级все более серьезные的。或者如: С каждым годом все новые лекарства появляются в наших аптеках (不能说*С каждым годом новые лекарства появляются в наших аптеках.但句子Каждый год новые лекарства появляются в наших аптеках却是对的),该句的时间格是依附于修饰主语的数量等价物все новые 的。[参见Всеволодова, 1983]
3.4.3结构制约位置的特点是不具备情态上的形式联系和述谓联系,如:Онегин Лариным сосед; Характер у сестры испортился.不具备形式上的依附义素不等于不具备语义联系,如:сосед Лариных / Лариным; характер сестры у сестры.
由此可见,确定句中词形位置的特点需要一定的条件。每个句子成分都有由以上几个特征组合在一起的自己特有的特征。
应该强调的是,语义结构和形式结构是绝对不一定相符的,比如句子У сестры плохой характер的所指结构和语义结构的主体сестра是在补语位置上的,而述体本身却在主语位置上。而句子Повар из нее (получился) плохой中的主体在补语位置上(из нее),而述体成素占据的是形式主语和谓语的位置,试比较:Она – плохой повар.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发现将话语句看成一个多平面的整体能够建立起具有极大说服力的句子语言模型,能够形成解决一定交际任务的句子转换规则。
Всеволодова从句子的四个平面研究句子模型似乎有些过于复杂,然而正是这种复杂的描写反映出语言复杂的实质。况且人的思维,包括语言思维在内,本来就是复杂的。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力将从功能角度研究的句子模型完全表述清楚,这还有待于我们继续不断地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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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直以来,学界都认为保密性是国际商事仲裁最显著的优点之一,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仲裁的本质属性。然而时至今日,国际商事仲裁的保密性已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挑战与质疑,特别是保密性与公共利益之间无法避免却又难以调和的矛盾。但并不能因此而简单地废除了仲裁的保密性,而应仔细权衡并考量各种因素,从而在仲裁的保密性与公共利益之间寻求平衡。
关键词:国际商事仲裁 保密性 公共利益
仲裁的保密性原则一直以来被很多学者视为仲裁的本质属性,它也是区分仲裁与诉讼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国内仲裁学界一般也将仲裁保密性视为仲裁的一种本质属性。而在实践中,很多的仲裁当事人正是出于保密性的考量才倾向于选择仲裁,因为仲裁的保密性在维护商业信誉、保护商业秘密方面有着无可匹敌的优势。但是近年来,这种优势在国际仲裁实践中却遭到了公共利益的挑战。因而在当前形势下,重新审视仲裁的保密性,重新认识公共利益,以及思考如何在仲裁的保密性与公共利益间寻求平衡有其现实意义。
仲裁的保密性或机密性(confidentiality),其最基本含义是指仲裁案件不公开审理,即在一般情况下,与案件无关的人在未得到所有仲裁当事人和仲裁庭的允许之前,不得参与到仲裁审理程序中。这是仲裁界长期以往的传统做法,各个国家包括各种法律文件或者是实践中都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广泛的尊重。仲裁的保密性也被认为是仲裁最主要的优点。通过对不同立法体系下的案例进行研究表明,总的来说,大多数法院确认了保密性作为商业仲裁的一种法律特征,而不是否定它。这包括了英国的初审法院和上诉法院,加拿大的初审法院,巴黎上诉法院和斯德哥尔摩地区法院等。但这些对保密性的确认意见却往往伴随着倾向于限制甚至于否定保密性的诉求。
在商事仲裁中实行保密性的最重要的基本原理是私人主体双方特别立约要求在私人法庭解决他们之间发生的商业纠纷,以避免引起公众审查的注意。正如一位英国法官贤明的表述:“仲裁保密性的概念简单的源于双方同意将他们之间且仅在他们之间发生的特殊纠纷提交仲裁。”
但是,如果国际商事仲裁的其中一方不是私人主体,而是国家、政府或者公共机构(下称“公共主体”)时,保密性又该如何界定呢?保密性是否仍可以成为此类仲裁的特点?可以预见的是,私人企业和公共主体之间的商业纠纷并不一定是上文提及的“他们之间且仅在他们之间发生的纠纷”。从定义上来说,公共主体要把人作为一个整体,因而其有义务向公众披露与其相关的活动。这就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私人主体和公共主体之间纠纷的维度实际上是“在他们和任何人之间”,因此,此种情况下,保密性应当得到严格地限制。
保密性的公共利益例外最著名的案子毫无疑问是澳大利亚高等法院1995年就EssoResoursesvs.Plowman一案作出的判决。该案涉及Esso公司与澳大利亚能源与矿业部长。Esso对两家澳大利亚公用事业公司提起了仲裁。能源部长向高等法院申请公开仲裁程序中的文件,因为其承担着公众事业的监督责任。Esso则认为被要求公开的文件中有些是私密、机密、专有或商业敏感性质的,因而不得被公开。
法庭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判决:(1)澳大利亚仲裁并没有默示的保密义务,如果双方要求保密,可以在仲裁协议中约定相关条款,则该条款是对双方有约束力的;(2)公共主体在某些情况下有向公众披露信息的积极义务,即有些情况下,第三方和公众有合法的理由知晓仲裁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就是保密性的公共利益例外;(3)因为合法理由而向公众披露信息的标准是“政府信息”。政府秘密不同于个人或商业秘密,法庭必须从不同层面审查政府信息的披露。实际上,这意味着披露和假设的举证责任倒置,政府信息应当能够为公众所知悉,除非可以证明公众的利益在于不披露。
在法律领域,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是一对永恒的矛盾。仲裁的保密性可以被视为私人主体可期待的一种利益,即私人利益。而倾向于在仲裁中保护保密性,限制公共利益例外则不外乎出于以下考量:
众所周知,私人主体倾向于选择国际商事仲裁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公众形象。对此,曾有学者作出如下表述,国际商事仲裁本质上是一个私有流程,因为那些商业纠纷中不希望在法庭被公开或者可能被进一步扩大公开的指控,如恶意欺诈、虚假陈述、财政资源匮乏等可以不公开进行,这被当事人视为一个相当大的优势。从私人主体的意愿来看,对有可能损害公司的公众形象或声誉的纠纷保持低调,这是权衡赞成保密性而反对公众利益例外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在仲裁中保护私人个体的知识产权。毫无疑问,保护专有信息是国际商事仲裁中必须慎重考虑的因素。《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生效后,商业秘密和其他专有信息持有者在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贸易中有权保护其秘密信息。TRIPs第39条规定,商业秘密是指(1)在作为一个实体或其组成部分的精确形状及组合不为正规地处理此种信息的那部分人所共知或不易被其得到的意义上说是秘密的;(2)由于是秘密的而具有商业价值;(3)被其合法的掌握者根据情况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只要符合上述条件,秘密信息的持有者应保护该信息免于披露。
尽管有上述规定,但当遇到公共利益时,TRIPs还是作出了例外规定,“除非是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需要,或采取了保证该数据免受不公平商业利用的措施。”可见,在商事仲裁实践中突破保密性的限制,扩大公共利益例外也有其特殊的考量:
倾向于扩大公共利益例外的影响因素是日益增长的公众有权参与治理的期望。从最基础的层面来说,参与期望表明公众有权获悉政府正在开展的各项活动。进一步说,这还包括通过协商或者其他方式实际参与到各种特定的法律程序的期望。很显然,这种期望成为了上述澳大利亚Esso案中的首要考量。
如果进一步考虑透明度和公众参与的道德期望背后的意义,则会发现大多数国家在国际层面上承担的义务可以作为扩大的公共利益例外的法律依据。其中,最重要的义务就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的规定。公约第25条规定,每个公民应有下列权利和机会,…不受不合理的限制:(1)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公共事务;(2)…;(3)在一般的平等的条件下,参加本国公务。这条规定涵盖了公共管理的各个方面,并且要求在国际、国家、区域和地方各层面制定和实施政策。如果私人主体与公共主体的商事仲裁涉及到了公共政策的应用或解释,则会导致仲裁中积极的公众参与权利,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告知公众其进展和结果。即使是由于一般商业合同条款引发的仲裁,仲裁的进展和裁决也构成“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由此可见,保密性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确存在矛盾,但这个矛盾又不是绝对的不能减损,因此我们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概述两者平衡的策略:
首先,基于基本的道德和国际法律义务考量,符合TRIPs协议第39条定义的“无需披露信息”要求的专有性质的信息应当予以保护,此等信息应当属于公共利益例外下不适合公开的情形。
其次,并不符合TRIPs要求但属于正当公共利益的信息应当予以披露,前提是此等信息之所以具有利益是因为其涉及特殊方面的公共法律或政策。在此原则下的披露既尊重了政府透明治理的目标需求,又符合国家签订的相关条约中有关保障公众参与政治过程的义务。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法庭、仲裁庭和法学人士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
1.“正当公众利益”的概念需要进一步精炼。从Esso案的判决可以看出,私人主体与公共主体之间的仲裁所涉及的信息很有可能因为涉及公众利益而一概被认为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不加选择的任意披露,这反而会导致仲裁的保密性受到破坏。因此,应当严格明晰“正当公众利益”的范围,使得实践中有据可循。
2.鉴于部分的国际商事仲裁植根于这样的基础,即私人主体需要在一个去政治化的法庭来解决争议,因此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来确保保密性的公共利益例外并不会最终破坏国际商事仲裁的实用价值,无论是在纯粹的商业环境下,还是在公共法律条约下引发的投资者的纠纷。
总的说来,国际商事仲裁是一个灵活的机构,它能够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及纷繁复杂的环境。因此,有理由相信,国际商事仲裁也能够成功应对保密性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带来的挑战,最终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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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的演进过程中,不同经济管辖区之间的国际税收竞争(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on)正成为国际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日益关注的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吸引外资和人才方面展开激烈竞争。瑞典学者Hansson和Olofsdotter在经过实证研究后认为,外商直接投资(FDI)能够将东道国的生产和需求联系起来,对经济发展是极为有益的。[1]外资的流入对东道国可以产生许多积极效应,例如能够弥补资金缺口、带来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引入国际市场的竞争机制等。在吸引外资和人才方面,税收优惠政策是一项重要机制。这也引发了大规模的国际税收竞争。
本文对国际税收竞争的诸多理论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研究了国际税收竞争给国际社会带来的益处,同时分析了有害税收竞争的特征。在面对税收竞争时,不同经济管辖区制定了不同的应对政策,本文以英美、香港、东欧国家以及爱尔兰等国家和地区为例,研究了它们在国际税收竞争方面采取的措施策略以及经验成果,尤其是爱尔兰如何在极短时期内一跃而为“凯尔特之虎”(Celtic Tiger)。为我国面对全球化竞争的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比较分析和参考借鉴。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不同国家会采取不同的税收竞争模式。小国占优理论(Small Country Advantage Thesis)认为,减轻税负将给小国带来资金和人才的流入,对人均收入的提高会比大国多。因此,当小国和大国在资本领域进行竞争,最终的结果是小型国家采取降低更多税负的方法以获得资本青睐。小国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方面具有灵活性,因此在税收竞争中具有一定的优势。
Bretschger和Hettich研究后发现,大型国家在税收减免的幅度上明显不如小国,因此他们提出了不对称税收竞争(Asymmetric Tax Competition)理论。[2]该理论认为大国在全球资本市场占有着相当大的份额,起了主导作用,从而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全球的税率。Genschel和Schwarz认为,小国对资本市场的需求量不大,通过降低税负,小国能够吸引大批资本流入,这可以帮助小国提高人均收入。但小国的税率无法影响整个资本市场。[3]
斯坦福大学教授Stiglitz和华威大学教授Dixit率先提出了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理论。[4]这种理论认为,大型国家拥有完善的供需链条以及成熟市场,对跨国企业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因此大型国家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在全球日益一体化的环境下,产品逐渐集中到大国的市场上。大国可以在其管辖权内,为这些资本征税。而小国为了吸引投资,只能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减轻税负。
Lindblom在1977年提出了税收竞争理论,该理论认为,世界各国为了吸引投资将进入一个恶性竞争(Race To the Bottom)的循环。[5]由于国家的发展依赖于生产投资,用以成立企业、增加生产规模以及促进就业。而为了经济增长,增加管辖权内的投资至关重要。在二战后相对长的一段时期,各国政府实施了严格的资本管制,以抑制资本外流。
20世纪70年代之后,发达国家逐步放开资本管制,允许资本家在境外自由投资。另外,刚起步的金融市场监管不力,出现很多投机性的金融工具,这些工具提供了丰厚的投资机会助长了金融投资行为。许多过去投资在工农业上的资金都投入到金融工具中。德国学者Scharpf认为,政府为了把投资维持在一定水平,只能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减轻税负。[6]
Devereux 研究后发现,金融市场的一体化以及生产投资的流动性是导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现税收竞争的两个重要因素。[7]Bretschger认为,贸易一体化是导致OECD降低资本税收的另一要素。[8]大部分学者均认为,各国的政府部门都遵循相同模式的减税政策。甚至当资本税率逐渐降低后,各政党的经济策略及执政理念的差异会逐步缩小。
美国经济学家汉森等人提出了税收补偿理论(Tax Compensation)。该理论认为政府部门为了迅速调节经济、“熨平经济波动”,可以采用税收补偿的政策,目的在于限制繁荣时期的过分扩张,在经济衰退时期则停止征收这些税款,并退还以前所征税款以刺激消费。当经济越来越依赖国际市场时,经济收入和就业增长似乎变得越来越不受本地政府的控制。由于各国市场相互依存,当发生经济衰退事件时,彼此之间很容易相互传播,199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就是个显著的例子。另外,越来越多的投资项目通过国际短期资本融资,这些资本迫使企业承受巨大的消减成本的压力。为了避免经济的波动,政府部门急需采取税收补偿的政策。
在西方国家普遍存在工会或者社团。Garrett和Mitchell认为工会或者社团的存在使得各国在调节资本税率时具有一定的弹性,政府可以跟工会讨价还价,让他们在增加工资的同时适度缴纳更高的税收。[9]税收收入的增长使得政府可以在劳动者之间进行二次分配以抑制贫富差距,也可以投资于教育、研发和基础设施来提高国内产业的竞争力。一般来说,左翼政党往往更能利用工会和社团达到目的,因此税收补偿理论预计激进的政府会提高资本的税收比率。
税收协调(Tax harmonization)产生的客观条件是纳税人在工作、储蓄、购物或者投资时,都面临相同或相似的税率。税收协调具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显性的税收协调和隐形的税收协调。
当各国在最低税率取得一致认可或者采用相同的税率的时候,此时可谓是显性的税收协调。例如,目前所有欧盟国家已达成一致意见:各国增值税都必须维持在15%的税率以上。欧盟在燃油、酒和烟草方面都有最低税率的规定。在这种最低税率的硬性规定下,纳税人无法从别的国家获得税率上的好处,各国政府也可以无视市场规律的作用。
当政府可以在他国的司法管辖区征收本国国民的税收时,此时可以取得隐形的税收协调。这时需要各国收集外来投资者的财务信息并和它国政府分享这些数据。由于资本通常从高税率国家流向低税率国家,这种信息交流在现实中往往是单向的:从低税率国家分享给高税率国家。在隐形的税收协调情况下,纳税人无法从他国更好的税收政策下获益,政府亦不受为自由市场影响。
两种税收协调的表现形式都会影响经济发展的效率,因为它们都避开了税收竞争,甚至彼此鼓励征收更高的税率。这阻碍了资本和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和自由流动,减缓了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在1975年,欧盟试图实现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制度,欧盟委员会规定了45%的最低企业所得税税率。但这项制度最终失败了。目前欧盟的平均企业所得税税率低于25%。
有的学者认为,税收竞争为整个人类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获得最大好处的是那些在面向全球自由开放市场的国家,而不是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闭关锁国或者试图建立贸易障碍逆潮流而行的国家。
上世纪80年代来,国际贸易壁垒逐步减少,不仅提高了全球自由市场的运作效率,低税率也让更多的人获益良多。税收竞争促使各国进行剧烈的税收改革,考验着各国政府的税收征管能力。它促使政府充分利用有限的资金,激励着政府更明智的花费税收收入。为了防止税收过高,税收竞争促进了经济福利,生产性投资和就业的发展。低税管辖区的存在也使得国际资本市场更加有效率。
一些学者认为,反对税收竞争是错误的,是基于避税天堂的误解或者是政府的理想化的假设。在现实世界中,税收竞争是有益的。类似其他形式的竞争,税收竞争的结果将产生积极的财政政策。低税负可以使人们获得更多的收入。从经济学角度,低税率可以提高经济效益。资本的流动可以防止政府滥用职权,因为资本可以跨越国界,人们可以防止贪污腐败,有效保护人权问题。
税收竞争在某些方面是可取的。最重要的是,税收竞争鼓励政策制定者采取合理的税收政策来推动经济的增长。而税收协调则相反,它通常和税收负担紧密关联。税收协调的倡导者试图采取各种方式避免税收竞争,进而缓解税率下降而带来的财政压力。
当各国税收交互碰撞时,容易带来国际逃避税问题。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税收收入可能会损坏其他国家的税收。税基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游动,在一些情况下甚至消失不见,这显著提高了税务机关的监管成本。199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理事会通过题为《有害的税收竞争:一个新的全球问题》的关于有害税收竞争的报告。报告认为正常的税收竞争有以下特点:透明、无差别待遇,目的在于吸引真正的经济活动,而不是有利于减少税收甚至逃税。除此以外,都是有害的税收竞争。
不同国家的税收体系之间引起的税收竞争,其结果是一些国家认为有益,而另一些国家则认为有害。例如,某个国家的税收激励策略可能使得投资增长,但另外的国家则可能因此失去资本和人才。避税天堂或者其他类似实行有害税收政策的区域在以下方面造成不良影响:扭曲了投资的流向、破坏了税收体系的公正性、增加了税务机关监管成本等。税收竞争也可能带来政府预算方面产生问题,导致预算平衡的目标无法实现。学者Pestieau研究后认为,税收竞争将导致公共福利降低,并使社会财富二次分配的效率低下。[10]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资本和人才倾向于流动到税率较低、公共服务较好的区域。1979年撒切尔成为英国首相,1981年里根成为美国总统,当时他们面临着本国经济疲软的现状,但最终都通过自由市场改革使得经济重新恢复活力。其中降低个人所得税的政策功不可没。在撒切尔执政年代,税率从最高83%降低到40%。里根政府则将最高70%降低到28%。英国和美国都从降低税率方面获益良多并借此摆脱了其经济上的困境。
香港在二战后极度贫困,但它实施了自由市场经济包括低税率来促进经济繁荣。其结果是显著的,香港成为二战后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根据世界银行统计,目前香港已是排名前20的最富有地区。世界银行的排名非常具有启发性,许多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都有低税率的特征。
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实行了单一税系统(Flat Tax System),税收竞争引发了它们的税制改革并进入了良性循环。俄罗斯在2001年跟着实施了13%的单一税系统。其他国家例如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斯洛伐克等逐步实施单一税系统。
实施单一税系统后,波罗的海诸多国家成为苏联后最繁荣的国家。这证明了优秀的税收政策带来的积极影响。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俄罗斯在2001后经济以每年6.5%的速度持续增长,比这段时期的美国及欧洲大部分国家增速更快。在2001年后,俄罗斯所得税的税收收入显著增加,这说明如果税收制度开明并且税率较低,人们更愿意扩大生产并缴纳税负。
爱尔兰在20世纪80年代,工业相对欧洲国家极度落后。但其后实行的低税率政策吸引了全球大量的资本。爱尔兰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每年平均7.7%的增长,有几年竟有超过9%的年增长率,令人刮目相看。爱尔兰由于经济落后曾一度被认为是“欧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但它实施的低税率政策使得失业率大幅下降,投资急速增长,在极短时期内一跃而成为“凯尔特之虎”(Celtic Tiger)。虽然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以及房地产泡沫奔溃使得爱尔兰经济受到影响,但学者们认为爱尔兰在近代经济取得的成就使得它成为了近代名副其实的大赢家[11]。
20世纪80年代,爱尔兰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接近50%,但税收收入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自从实施1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后,其近年的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已增至4%。爱尔兰的低税率政策对欧洲其他国家具有积极的影响,促使其他国家显著降低税率。较低的税率可以提高经济效率,这也鼓励欧洲决策者研究削减其他税率的政策。爱尔兰由于实施了各种低税率政策,它被认为是避税天堂。但爱尔兰政府预算余额充足,债务极低,政府开支少,税收负担低。观察家们认为,爱尔兰实施的1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使得其他国家遭受很大的征税压力。
国际税收竞争与国际税收协调之间似乎在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争。国际税收竞争和自由化市场能够影响人才和资本的流动,它能给国际社会带来很多好处,但同时也引发了有害税收竞争的论点。国际税收协调的支持者则试图制定适当的规则保护自身的经济管辖区,阻止人才和资本从高税率的地区无限制地自由流向低税率的地区。一些学者认为,税收协调政策是解决国际逃避税问题的关键因素。目前已有国际机构试图建立各国政府之间信息共享的系统,以此解决有害税收竞争带来的序列问题。另外,世界各国也在逐步进行税制改革,例如一些国家近来引入了资本来源地征税(Tax at the Source)的政策,这样就可以有效减少资本的逃离。
本文对国际税收竞争的各种理论进行了详细分析,并以真实案例讨论了国际税收竞争带来的益处以及有害税收竞争的特征。综观国际税收竞争的各种理论成果,我们不难发现,这一领域研究始终在不断地演化和发展。国际税收竞争引发的新场景和新问题层出不穷,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则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归纳理论模型并提出解决策略。其他国家和地区在面对国际税收竞争的历史实践给我们提供了极好的经验参考,而多维度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也为我国提供了比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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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开展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是判断学生思想政治教学效果的重要标准。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经验的总结,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一直坚持的指导思想。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与日俱增,尤其是新时期的年轻学子,正处于形成价值观、人生观的关键期,高校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理论教育意义重大。
高校教育目的是培养高素质、高技能的全方位人才,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是培养全方位人才的重要措施。因高校的政治思想理论内容比较抽象,学生在进行深入理解和接受方面比较困难。实际教学时,学生常常会如此发问:“我们为什么非要学习政治思想理论知识,学习这些理论知识的作用是什么”,基于学生提出的问题,老师大多从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方面进行回答,这种回答也非常准确,但却并未真实反映学生的需求和学习动机,应该深入展开分析。从学生需求的角度来说,高校开展的政治思想理论课程是必修课之一,学生需要认真的学习并考到合格证书方可得到学分。对这个方面,不管是教材上还是老师都未过多的提及,但这却是多数学生关注的要求,若说学习上述课程可以达到学生的不同需求,这种需求则是最真实最基础的,也是所有教学老师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从认知角度来说,即使学习这些了理论知识无法与其他专业知识一样获取可操作性的技能,但学习这些理论知识可以锻炼学生的辩证思维,日积月累有助于提升学生日后的研究能力。同时,学习政治思想理论知识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高校开展政治思想教学的价值体现。
所有真正的理论知识,都不应该是乏味枯燥的理论,应该包含兼容性、涵容性为一体。本质上来说,进行理论教学应该讲出理论的历史感和逻辑力量。如果老师都把理论当作是枯燥的内容,并以此开展空洞的教学,学生必然提不起学习兴趣。因此如何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强化教学的吸引力,是当今高校政治思想教学老师有待解决的问题。
(一)拥有坚实的理论知识吸引学生。老师是否可以使用理论说服学生,首先老师自身必须掌握足够的理论知识。也就是说老师要克服教学中把理论当作现成理论,从而更好地展现教科书的内容。学生对理论的学习不能单单一开填鸭式的灌输,学习理论的过程应是潜移默化的过程。政治思想教育老师应该研究马列理论,对其中的问题、观念、逻辑关系等展开深入分析和把握。同时,要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有益内容与教学内容相互结合,从不同方面传授给学生。可以从当前政治思想领域的热门问题入手,广泛涉猎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及发展情况,逐步更新并填充教学内容。
(二)拥有广博的知识拓展学生视野。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兴趣与自身的理论视野有着很大联系。学生的理论视野越宽广,就可以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问题。这就要求老师拥有深厚的知识为基础,在实际教学中积极引导学生。老师应跟随时代发展步伐,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强化理论知识的创新。每一种理论知识对于其所处的时代都有相应的滞后性,所以导致编制的教材内容和任课老师的备课内容在某一程度上对当今社会发展的新特征有所遗漏,进而影响实际教学效果。老师要在实际教学中增设新的内容,去除无法满足现实生活的旧内容,把最新的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政治思想理论并非空中楼阁,任何时候的理论教学应以科学为基础,单一向学生阐述抽象的理论知识,使学生感到无法理解、知识过于空洞,授课老师应该合理引用相应的科学理论加以论证,达到有理有据让学生心悦诚服。老师应关注国内外政治经济热点文帝,更好的引导学生。重视使用马克思观点、方法对问题展开分析,合理引导学保持清醒的头脑,强化学生对政治的敏感性和洞察能力。
(三)合理运用教学艺术培养学生理论思维。高校政治理论教学必须讲理,上文讲到的理论知识就是有理,只有理还无法形成巨大的教学魅力。老师只有在实际教学中激活理论知识和成果,把理论知识深入讲解,从而获取更好地教学效果。老师要具有一定的教学技巧,拥有组织学生、课堂讲授等技巧。在进行政治思想理论教学中,必须根据教学的实际需求入手,重视收集学生的情况,做到有的放矢的进行教学。实际教学中,运用不同的教学方式,达到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老师可以运用诙谐幽默的语言、经典的历史故事展开政治思想理论教学,把枯燥无味的教学氛围转变为轻松活泼的学习环境。政治思想理论考试实际教学时要倾注最大的教学热情,明确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配备精湛的教学办法,从而消除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障碍,强化政治思想理论的感染力,为促进高校政治思想理论课程的改革发挥重要作用。
总之,高校开展政治思想理论课程的学习,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其日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老师应合理运用教学方法,让学生对该课程充满兴趣,积极、主动学习政治思想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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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电算化是指在会计工作中应用电子计算机技术,是一门融系统工程学、电子计算机技术等诸多学科知识于一体的边缘,其目的是运用最新科技成果,以化的电子计算机工作取代传统的手工记账、算账及报账,以及替代人脑完成对会计信息的和判断,实现会计工作方式的变革。它是使会计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和提高会计核算质量的重要手段,也是会计史上的一场革命。,我国的电算化会计系统仅是对手工会计系统记账、算账及报账全过程的模仿,仅仅是一个粗浅的仿真系统。随着网络的发展,将逐步实现电算网络,即会计电算化的高级阶段——会计信息化。
所谓会计信息化是指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会计进行重整,并据以建立开放的会计信息系统,这种会计信息系统将全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信息处理高度自动化,信息高度共享,主动和实时报告会计信息。从而弥补了单机工作中出现的如数据传送时间长、资源不能共享、信息交换不畅、信息使用者查看数据资料不方便等诸多。
任何理论都有其赖以生存的客观环境条件,会计理论也不例外。传统会计理论是时代发展起来的,它是与工业时代的会计环境紧密相连的。而今天,随着人类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技术时代的迈进,随着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的产生和发展,使会计工作所面临的环境和工业时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传统会计理论体系的重新审视,预见其对会计工作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在会计基本理论中,会计假设最为重要。既然会计所依存的经济环境、环境由于信息技术的推动和发展,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基于工业时代背景下所提出的会计环境假设,在目前则面临着挑战和改革的压力。
所谓会计主体,是指会计工作特定的空间范围,它为确定特定所掌握的经济资源和进行的业务提供了基础。从而也为规定有关记录和报表所涉及的范围提供了基础。传统会计主体的选定有两个可以依赖的基础:一是根据能控制经济资源,承担义务并进行经营运作的经济单位来确定;二是根据特定的个人、集团或机构的经济利益的范围来确定。这一基础隐含了一个前提条件,即公司结构和功能的相对稳定。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产生了网络公司。它是一种临时结盟体,没有固定的形态,也没有确定的空间范围。网络公司属于“虚拟公司”,它可以由各个相互独立的公司将密切联系的业务划分出来,经过整合、重组而形成,同时也可以根据市场变化或业务发展,不断调整结盟体的成员公司,甚至经常解散或重新构建。由于其生产设施多为临时租用或与其他生产机构实行短暂联盟,在生产某一产品时具有同一经济利益的团体又具有一次性和不可靠性,从而导致了许多不确定因素的产生,使传统会计主体假设中所强调的单个的、独立的企业实体己不能适应计算机网络上各自独立法人企业所组成临时联盟体的新情况,这一传统假设已不再能为网络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范围提供基本的支持。因此,将有“围墙”的会计主体理论运用于无边界的现代企业,似乎不再合适了。
由于对会计主体认识上的差异,会导致截然不同的会计处理和会计报告方式,所以,我们应对会计主体假设有一个认识上的深化,以确保会计工作适应经济发展,服务于经济发展。会计主体假设应由过去强调单个绝对实体的信息使用观转向网络时代的相对主体信息使用观,使其成为一个开放性的主体假设。只要是为了共同的经济利益而相互协作的联合体,不管其究竟由多少个部门或多少个独立的企业组成,都可将其视为会计主体。网络公司的各个企业之间也存在不同的职能分工,如同单个不联盟企业内部不同的职能部门一样,为着相同的利益目标而开展高效的运作,所以将其视为一个会计主体。因为依据重要性原则,会计主体控制的资源应理解为公司中的主要资源——智力资源,承担的义务则应是其主要义务——智力资源的充分应用和合法应用。
这都是由于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虚拟公司中表现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成为贯穿整个虚拟公司生产过程的主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虚拟公司具有不确定性,但选择其作为会计主体也无可厚非。
所谓持续经营假设,是指假定将持续经营下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企业不会被清算或破产。在持续经营假设下,企业所持有资产将在正常的经营过程中被耗用、出售或转换,其所承担的债务,也将在正常的经营过程中被清偿。在传统的财务中,持续经营假设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反映了企业的所有者与经营者的愿望和目的,旨在解决企业的资产计价和费用分配等。许多会计计量的基本原则都与持续经营假设相关,如成本计价原则、权责发生制原则、配比原则等,都是基于该假设而提出并与该假设相配合和适应的。
在互联非常普及的环境下,企业间的联系因网络技术的而变得更加紧密,网络公司作为存在于机网络之中临时性的联盟体,可能时而膨胀,时而缩小,还有可能立即解散。会计主体十分灵活,存在的时间长短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使得资产的历史成本计价、费用与收入的配比原则变得不能切合实际,不能正确地反映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以上这些都对相对稳定实体的持续经营假设提出了挑战,使对企业主体自身以及外部关联企业的持续经营状态的估计和假定都面临着考验,特别是基于历史成本计价原则、配比原则等基本会计原则而揭示的会计信息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经营现状,使财务报告成为例行的形式,造成了会计信息的严重失真。会计人员所提供信息的相关性与可靠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面临更大的压力。同时,企业的兼并或分立,资产重组或剥离将变得更加频繁,这就意味着按传统的假设,已经难以判断一个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持续经营的静态观,已经受到了来自动荡不确定因素的挑战。
所谓会计分期假设,是指为了在会计主体终止之前,能够向会议信息的需求者及时提供会计主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信息,人为地将会议主体持续不断的经营过程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分割开来,形成一个个的会计期间。
在以往手工操作的会计环境下,会计循环中的每个步骤都需要耗费一定数量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分步越多、过程越长、次数越频繁,信息提供的成本也越高。然而,在实现电算化的情况下,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会计人员只需要将各类明细信息搜集并录入计算机中,形成一个具体而齐全的基础数据库,以后各种报告及报表的生成即可由计算机依据一定的指令从基础库中自动搜集、分类和汇总而得到,而且成本较为低廉。因此,在形成基础库的环节中所花费的成本,就构成了会计信息系统的沉入成本,基础库中的数据库被使用的频率越高,以此为基础产生的报告和报表越多,单位报告与报表的成本就会越低。从而为降低信息成本、缩短会计期间和提高信息的及时性提供了可能。计算机网络的采用,可以使一笔交易在瞬间完成,网络公司可能在某项交易完成后立即解散。换言之,网络公司因某种业务或交易而成立,因该种业务或交易完成而终止,其存续的时间跨度伸缩性很强,可能和一般企业一样,长达多年或更长,也可以只是很短的时间。在会计主体存在时间长短不确定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存在时间很短的情况下,要人为地进行分割,不仅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且其实际意义也不大。所以应将会计分期假设纳入持续经营假设,改变过去需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才能汇总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会计分期的传统做法,使会计信息真正服务于企业的经营决策。
所谓货币计量假设,是指会计核算以货币作为计量单位的最佳形式。尽管会计数据不只限于货币单位,但传统会计报告主要包括以货币计量的财务信息。货币计量假设有两层含义,第一,货币是众多计量单位中最好的计量单位;第二,货币价值相对较为稳定。以货币作为会计信息的统一计量单位是传统的会计基本假设,自从实施复式记账法以来,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货币作为会计信息的统一计量单位,有利于不同企业、不同行业用同一口径衡量反映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人们能够以货币为工具来考察企业经营状况的全貌。
但在网络,通过货币反映的价值信息已不是管理者和投资者进行决策的主要依据,诸如创新能力、客户满意度、市场占有率、虚拟企业创建速度等表现企业竞争力方面的指标,更能代表一个企业未来的获利能力。而且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网上的交易也日渐频繁,为了方便结算,货币已经出现并在不断地被推广使用,无纸化的趋势将成为货币未来发展的一大主流,这将对以某种纸币作为主要计量手段的传统方式产生重大的影响。
由此可见,会计计量手段不应仅仅局限于货币,而应实现多元化。会计工作的最终日的是提供对经营决策有用的信息,那么,只要是对辅助决策有益的一切手段,都应该为会计工作所采用,不能仅仅局限于运用货币这一工具来反映企业的状况。我们不能因为手段选择的单一性所带来的便利而导致会计信息的完整性和实用性受到影响,从而使会计偏离了最初的目的和宗旨。所以,进入信息时代,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多变,商业行为也日趋多样化,会计工作应当采取更为灵活多样的方式来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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